文╱馬光遠

　　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了5000美元的大關（注，文章寫于2011年），這意味著，經過30多年的努力，中國已經從低收入國家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對于中國這麼一個基礎落后，資源相對貧瘠，人口龐大，長期以來處于計劃經濟發展模式中的國家而言，不管如何，這都算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跡。由于中國過去30多年選擇了一條不同于其他轉型國家的道路，有人將這種極具自身特色的發展道路冠之以“中國模式”，並被廣泛討論。盡管“中國模式”一直並沒有很明確的內涵和外延，但這並不妨礙各界對其的贊揚抑或批評。特別是在今天，當中國的改革再次站在十字路口，面臨方向性選擇的時候，討論“中國模式”的成敗得失，並對中國改革開放33年的歷史進行回顧和總結，尋找改革新的共識和突破口，無疑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中國模式的本質特征是進行市場化改革

　　“中國模式”的前身是美國《新聞周刊》駐京記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識”，但對于“北京共識”，無論其倡導者，還是支持者對其認識上卻並未達成“共識”，甚至成了最沒有“共識”的共識。比如，其倡導者認為：中國能夠創造如此優異成績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獨特的經濟和政治體制：它有一個強勢政府和有著強大控制力的國有經濟，有政治精英、學術精英和商界精英組合的帶領，因此能夠正確制定和成功執行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略。因而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從而創造了北京奧運、高鐵建設等種種奇跡，並且能夠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繼續保持超過9%的GDP年增長率，為發達國家所爭羡，並成為世界很多國家經濟發展的楷模。

　　但是，如果將“中國模式”歸結于政治上的保守和經濟上的激進，甚至將“中國模式”歸結于政治精英的集權式的領導和國有經濟的“長子”的作用，這無疑是對“中國模式”最大的誤讀。考察中國模式，恐怕更多的要考察：其一，是什麼力量創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和繁榮；其二，集權的政府在中國繁榮中究竟是中國增長的短板，還是獨特優勢；其三，“中國模式”有沒有持續性，其自身的優勢有沒有可能帶領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是真正的考察中國模式是非功過的切入點和突破點。

　　中國前30年的改革，創造了年均9.7%的增長，這在一個二元經濟特征明顯、政治體制改革長期停滯、資源配置的方式模糊扭曲的大的經濟體出現，被很多人視為奇跡。當然，也有很多人克制而又不無嚴肅的指出，30年來中國的增長其實無所謂奇跡，和當年的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發展比較快的國家一樣，屬于趕超型的，在發展的方式上，主要也是依靠出口，高投資，高儲蓄以及高代價的方式。但是，客觀而言，如果考慮到中國的發展建立在一個計劃經濟的體制環境下，人口龐大，並且國有經濟成分一直很高的國家，這無疑也屬于經濟增長的奇跡。到那這種奇跡的創造，卻並非“中國模式”的倡導者所總結的威權模式，就經濟增長而論，中國經濟增長之所有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依靠市場經濟自身的力量和私人公司的創造力，而不是什麼別的優勢。

　　其一，從中國經濟增長的規律看，在1992年小平南巡之前，盡管中國經濟的增長也比較快，但並沒用給世界留下極其深刻的影響。國有企業沉重的包袱和低效成為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市場機制的不健全也使得經濟運行極其不流暢，經濟長期陷入“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惡性循環，其根本原因在于資源配置的方式並非基于市場，而是完全基于政府，計劃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仍然首屈一指，無人撼動。只有在小平南巡講話，特別是2001年，中國入世以后，真正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開始居于主導地位，市場的力量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畢現無遺。毫無夸張的說，如果沒有市場機制，如果沒有入世之后全球化的市場，中國不可能取得這麼快的增長，這是市場的奇跡而非政府的奇跡；

　　其二，在國有企業改革障礙重重的情況下，中國選擇的增量改革——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道路，而恰恰是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真正引擎。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民營經濟，占有的各種資源不足30%，卻貢獻了中國增長的60%，中國就業的90%，中國專利和創新技術的70%。而從國企的改革進程看，政府改變對國企的管理，在微觀經濟領域收縮權力，釋放經濟活力，才使得國企在某些領域告別虧損。就此而言，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可以概括為一部不斷擴大企業自主經營權和限制政府干預的歷史，一方面，通過改革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市場主體，另一方面，通過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構築了新型的政企之間的權力邊界，培育了一個能夠和政府抗衡的市場主體。沒有對企業的改造，沒有民營企業這些市場主體，就不可能創造中國的繁榮。盡管2003年以來“國進民退”的趨勢明顯，但就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言，非國有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依然高達60%以上，成為中國經濟繁榮的最主要力量。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市場經濟的改革，如果沒有民營經濟的崛起，靠所謂的政治保守、經濟激進以及集中力量辦大事，以及維護國有經濟在一些關鍵領域的控制力，就能創造所謂的增長奇跡。

　　當然，在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參與方，政府對現代經濟生活的干預可謂無處不在，沒有市場的社會和沒有政府的社會都是不可想象的。諾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興起》中特別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而對于轉型經濟國家政府的作用，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1990年推出了一本新書《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在討論了種種的變革措施之后，作者在本書的最后一章突然筆鋒一轉，談起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依據科爾奈的看法，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實現市場經濟的轉型幾乎沒有可能。

　　企業和市場是中國繁榮的真正創造者

　　從企業的層面而言，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企業迅速崛起。以中國企業在《財富》500強的榜單為例，500強作為權衡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中國入圍500強的73家企業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張名片和縮影。1995年只有3家企業入圍，到2012年僅大陸地區就有73年企業上榜，中國在500強的榜單已經超過了日本，入圍企業的數量僅次于美國的132家。毫無疑問，這在一定程度上的確代表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成果。

　　有人將“中國模式”解讀為政府的強大和集權是中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減少內耗，從而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其實，這樣的邏輯根本禁不起歷史的考驗，在改革開放之初，政府壟斷一切，國有成為壟斷了經濟的所有方面，但沒並沒給中國帶來繁榮，政治和經濟上的極左使得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可見，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保持政府政策的穩定與政府的強大是兩個概念。恰恰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恰恰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滯后，以及政府對資源的支配力過強，才成為中國發展過程中的最大短板，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使得政府過度參與經濟，各級政府官員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干預，導致尋租等一系列的負面行為，窒息了市場經濟的活力，這是中國模式未來急需突破之處而非其獨特優勢。

　　以國有部門為例，國有部門可謂占有了絕大多數的政策和金融資源，但就國有企業的效率而言，一直卻面臨不能資源其所的悖論。在2003年之前，國有企業在微觀領域虧損累累，依靠財政的巨額補助才能生存，成為財富的黑洞；在2003年之后，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和財政救助政策，中國的國有企業告別了微觀領域的虧損，到2010年，國有企業的利潤高達近2萬億，但如果分析國企利潤的來源，就會發現，國企的大部分利潤要麼是靠資源，要麼是靠壟斷，2010年中央企業的利潤70%是靠前10家壟斷企業，如果沒有政策優惠和壟斷地位，國有企業在微觀上仍然是虧損和不賺錢的。正是因為國有企業壟斷了資源，從經濟總體而言，反而造成了整個社會財富的縮水。因為，占有30%資源不到的民營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60%以上，而占有70%以上資源的國有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卻只有30%不到，其2萬億的利潤，真正上交財政的只有可憐的400多億。假定這二者占有資源的比例互換，可以想象對經濟增長的提升有多大。

　　因此，中國改革30年財富積累的歷史，既不是什麼政府集權為代表的中國模式所帶來的繁榮，也不是什麼威權模式帶來的，而是市場經濟帶來的。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中國的繁榮。如果真的要說，“中國模式”証明了什麼，我想說，中國模式沒有証明政府強大的好處，而恰恰証明了即使在專制體制、壟斷橫行、國家不斷甩包袱、去福利化的情況下，市場經濟也証明了自己的奇跡，在石頭上開了花，結了果。這個奇跡是市場的奇跡，而不是威權政治的奇跡，不是大政府的奇跡。

　　未來增長的動力仍在于市場化改革和轉型

　　由于市場化改革和企業的發展壯大，中國經濟保持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然而，隨著改革紅利邊際效應的遞減，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急需尋找新的動力。事實上，200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問題。總的來說，在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改革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必須從依靠投資和出口轉向依靠內需的重大決策以來，擺脫對高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

　　從現代經濟增長的事實看，無論是前蘇聯在60年代所遇到的經濟增長的停滯，還是二戰后歐洲推行的馬歇爾計劃在70年代導致經濟增長的停滯，以及為人津津樂道的東亞奇跡的終結，事實上都早已証明了，完全依靠資本投入，經濟增長不可能持續。無論是克魯格曼還是劉遵義，通過對東亞奇跡的研究都得出同樣的結論，一個國家如果提高投資率，隨著經濟向新的穩態轉變，該國將經歷一個快速增長時期，但這種增長隨著投資效率的下降最終不可持續，如果沒有及時轉型，經濟增長最終會出現明顯的減速，創造了東亞奇跡的國家和地區，莫不如此。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之路基本是在復制日本和韓國等東亞發展模式，一是依靠高投資，一是依靠高出口。應該說，這種模式復制的相當成功，中國經濟依靠投資和出口維持了30多年的高增長。然而，從2004年開始，中國的投資占GDP的比重超過了40%，2003年到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量年均54%來自投資的貢獻。但是，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在人均GDP處于如此低位時維持像中國這樣高的投資率。投資維持這樣的比例，也許在東亞國家有先例，但連續10多年維持如此高的比例，卻是絕無僅有的。我們不能再抱有幻想，認為可以依靠這種高投資的模式再維持20年的增長。投資率高，意味著儲蓄率高，因而必然會拉低消費。不可否認，中國的家庭消費過去20年的增長率絕對值不低，但家庭消費的增長率遠遠落后于經濟的潛在增長率。20世紀80年代，消費在GDP中所占比重高于50%，到90年代這一比重跌至平均46%，從2003年開始，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開始大幅減少，2008年和2009年都只有35%，2010年為33.8%，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1%）以及越南（66%）、印尼（63%）和泰國（51%）的份額，也遠低于中國的歷史水平。

　　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在任何經濟體中，產出增長變現為GDP三個基本要素的變動的總量，即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沒有消費，產出就沒有變現的通道，資本循環就無法完成。從狹義的“投資”概念而論，沒有投資，就不會有增長，這是一個簡單的常識。但僅僅依靠投資卻無法實現可持續的增長。從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歷史變遷看，以“哈羅德—多馬模型”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產出總量的大小取決于資本存量的多少，產出增長的快慢就取決于投資率的高低，投資越多則增長越快。但是，這種將經濟增長完全歸結于資本投入的多少的理論不僅違背事實，也違背經濟學的基本邏輯。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資本投入相同的國家，往往有著不同的增長率。同時，如果單純依靠增加資本投入來實現經濟增長，在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必然會引起投資報酬遞減和投資效率的下降。正是在此基礎上，索洛提出了新古典增長理論，按照索洛的理論，增長的源泉除了資本和勞動投入之外，還有以全要素生產率表示的技術進步。索洛指出，在1909年到1949年的40年間，美國每人每小時的的產出增長了1倍，其中87.5%來自技術變化，只有12.5%來自資本投入。索洛的貢獻在于，他最先証明了在不存在技術進步的情況下，依靠資本投入可以實現短期增長，但不可能實現長期增長，從而糾正了在經濟學界流行多年的“資本決定論”。

　　對于中國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的過度強大已經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最大短板，而不是知道炫耀的比較優勢，各種腐敗和尋租，無不和政府占有過多的經濟和政策資源息息相關。因此，周其仁才深刻認為，來自政府的種種威脅，構成對中國社會與經濟的最大威脅。今天，當我們討論“中國模式”，總結中國30多年財富創造的原因時，切不可以政府之強大視為中國模式的特色，更不可將其視為中國財富的制度源泉，只有如此，才能找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側重點。未來能不能鼓勵非公經濟和民間投資，關系到中國未來的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選擇問題。

　　中國當下的社會，本質上而言，並不是以公司為主導所推崇的平等的市場經濟，權力和政府對于資源的配置仍然具有絕對的主導權。中國的繁榮來自公司的強大，但要確保中國持續的繁榮，不通過限制政府的權力，不真正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不真正實現保障一切私人主體權利的法治，不建立公民社會，恐怕是不現實的，但金融危機以來政府不斷擴張權力邊界，改革出現走回頭路的現實，以及中國市場經濟的知識譜系及其缺陷，決定了這種努力的艱辛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