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現在總體上是緩中求穩，穩中有好，好中有難的情況。首先，我國經濟增長是“換擋”，第二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第三是經濟結構調整，第四是增長動力轉換，整體局面是比較復雜的。

　　經濟增長由高速向低速“換擋”

　　中國從1978年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在過去的三十余年間，中國在世界經濟當中增速名列第一，但近兩年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有部分人士批評中國過去的高速增長，事實上這種評論是片面的。原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指出，1978年的歷史階段中國還沒有擺脫貧困，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溫飽。當時全國城市人均年收入只有343元，農村農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33元，當時中國發展的最突出問題、主要矛盾填飽肚子，所以必須要保証高增速發展，在當時的階段追求的經濟增長高速度是正確的，是符合中國客觀經濟發展需要的。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其中內在問題和突出矛盾發生了變化。姚景源稱，“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突出問題、主要矛盾的變化和中國人吃飯的變化相類似，三十多年中國人吃飯變化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叫吃飽，主要矛盾是數量問題；第二階段叫吃好；現在是第三階段，叫營養、健康和食品安全。中國的經濟的發展也一樣，經過三十多年的高增長到了現在，主要矛盾、主要突出問題不是速度問題，而是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問題。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定得看到現在經濟增長放緩是規律，是增長內在規律的需要。”

　　不僅中國如此，世界上 不少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歷與我國相似。日本1955年經歷了高速增長，和中國過去三十多年增速相近。另外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韓國、台灣和香港在上世紀60年代也經歷著經濟高速發展，他們的高速增長刺激20年左右。這樣看來，中國連續3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本身就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

　　改革紅利與人口紅利造就中國高速經濟增長

　　姚景源指出，過去中國經濟增長，很重要的是靠兩個紅利，一是改革的紅利，另一個則是人口的紅利。

　　改革開放把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現在的改革已經進入水區”，到了攻堅階段。

　　“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做到三個確保，一個是確保全面小康，二是要確保改革在重大領域、重大環節有實質性突破。顯然，要讓改革的紅利繼續支撐中國經濟高增長，現在也需要給改革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從經濟發展上看，如果中國經濟增長能夠實現順利換擋，在客觀上使中國經濟運行的弦不至于像過去繃的那麼緊，是為了給改革創造一個良好的空間和環境。

　　而人口紅利，現在來看已經消失了，中國的勞動人口(16歲到60歲)2013年減少200多萬，2014年減少370萬，仍在以每年200、300萬的速度在減少，近十年，中國80歲以上老人的數量翻了一番，65歲以上國內占比接近10%。反應到我們經濟上，就是勞動力成本急劇上漲，外在產能過剩，內在勞動力成本急劇上漲。雖然經濟工作的目的是改善民生，如果勞動者報酬提高，勞動力素質提升，進而勞動力上升，創造的財富增加這是良性的；但如果只是因為人口紅利消失而導致價格上漲，這就會導致企業的成本上升。

　　汽車產業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穩中求進

　　中國經濟的總基調依然是穩中求進，黨中央再三強調，包括“十三五”是經濟工作的主基調，穩中求進就是五檔換成四檔。

　　汽車工業是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重要因素之一，汽車產業為中國經濟發展做了重大貢獻。汽車產業鏈很長，關聯到鋼鐵、橡膠、玻璃、制革和紡織品等150多個行業，如果汽車工業出現下滑，關聯的150多個行業都會受到影響。

　　近期，國務院關于經濟穩增長的問題對汽車工業上提出了幾大措施，一是取消對新能源汽車的限購限行，二是1.6L排量以下的車型購置稅減半，三是加大黃標車報廢力度。這些都為汽車產業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保証。

　　姚景源表示，汽車工業面臨著嚴峻的局面，他指出，應該對汽車取消限購，政府不能干預商品和貨幣的自由交換，可以采取其他的辦法治理擁堵和汽車帶來的環境問題，比如征收一定的費用用于環境保護，或者征收一定擁堵費用于修道路等。

　　另外，既然放開1.6L排量購置稅減半，政府可以考慮全部車型購置稅的減免。因為在調控經濟當中，積極的財政政策非常重要，財政政策對結構調整有根本意義，應該借鑒發達國遇到經濟衰退的最根本辦法——減稅。

　　至于黃標車，要加大報廢力度，利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引導主動淘汰，進一步拉動整個汽車工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