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經濟的創新差距到底在哪里?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3年至2011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10.7%,而同期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速為3.9%。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從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的排序,從2002年的第6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2位,2011年依然保持著這一位置。
我們應該如何來看待這一組數據,這一組數據能說明我們競爭力強嗎?能說明我們在世界經濟競爭中地位領先嗎?能說明我們富有嗎?不能,真的不能。
我們處在一個以經濟行業劃分的世界,以產業層次劃分的世界。
因為,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反映一個國家競爭力強弱,反映一個國家經濟在世界上地位的已經不是數量,即不是GDP總量;而是質量,是一個國家經濟在世界經濟行業中所處的層次,是一個國家經濟在每一經濟行業中所處的環節。一個國家的富有與富裕不在于產出了多少GDP,而在于一國GDP投入產出比,在于一國的GDP 創造了多少經濟剩余。在生產率低下和缺少創新的情況下,GDP產出越多意味著越沒有效率的浪費越多,越是在消耗將來的富裕。
世界著名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看問題很深入。他說的好:在經濟活動和經濟界限已超過了國界的背景下,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GDP統計的還是在一個國家境內生產的所有產品與服務的總和,但實際上許多產值已經不是自己國內企業生產的,而是其他國家企業在該國境內貢獻的。
Made in China 與Made by China不是一回事兒。許多外資企業的產值計入了所在國的GDP,但是零部件國際采購的收益,技術、品牌轉讓費的收益、企業經營收益都是外資企業享有了。約翰.奈斯比特強調:“現在能夠反映經濟相關數據,並且為人們提供決策依據的不是某個國家領土范圍內生產的產品,而是在某個經濟領域所生產的產品總和。”是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領域中所占據的層次地位。“衡量全球市場經濟狀況的標準就不應該再是單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而是經濟行業生產總值,一個反映世界經濟狀況的新GDP。”
按照經典的產業層次理論,以時間順序發展,一個國家要經歷農業第一產業、工業化第二產業、服務業第三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從大的歷史進程角度看,這種劃分是正確的。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不是經典三個產業層次的發展問題,而是討論狹義的工業與信息化產業層次范圍內的層次劃分問題。
從一定的意義上說,當今世界的工業與信息化領域的產業可以分為6個層次:這個層次是按照不同的技術含量與價值含量來劃分的。
今天,按世界產業層次劃分:中國處在4、5、6低端層次。
我們來看世界經濟中的行業或產業層次問題。
按照產業層次的技術含量、價值含量從低到高排列分別為:
工業原料生產與初加工;一般終端消費品;近現代標準工業化產品;領先工業化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尖端技術產業與產品。
為了討論方便與印象深刻,我們從高級層次依序看下一級層次:最高的第1層次是尖端技術產業與尖端技術產品,主要包括大規模集成電路計算機軟硬件,包括航空航天技術產品,包括基礎基因工程。很明顯,在整個世界工業與信息化產業分工中居于最尖端層次的就是美國;第2層次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高新技術產業,即我們高新技術開發區現在大量引進的行業,包括一般的通訊業,一般的計算機軟硬件、一般的新材料和一些生物工程,處在這一產業層次的主要是美國、德國、英國;第3層次是領先的工業化產業,包括先進的大型機器制造與設備制造,處在這一層次的是德國、日本,在世界上我們可以不時看到德國、日本精良的機器、設備。第4層次是一般近現代工業品,主要是造船、鋼鐵、石化;中國、韓國、澳大利亞是這一層次的代表。第5層次是一般的終端消費品,如冰箱、彩電、空調、服裝、食品、化學醫藥,中國是這一層次產品的生產大國。第6層次是工業原料和工業品粗加工,中國在這一層次所占比重非常大。
很明顯,這6個產業層次之間的關系是越居于上位的產業層次技術含量越高、附加值越高,是上位產業的發展帶動著、決定著下位產業的發展。這也就是說,不僅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取決于其在世界產業層次分工中的地位,不僅一個國家的經濟收益取決于其在世界產業層次分工中的地位,而且一個國家的安全也取決于其在世界的產業層次分工中的地位。我們看得非常清楚,在整個世界產業分工當中,美國處于最高的產業層次,所以它才能在世界上如此強大。
一國競爭力除了取決于該國在世界產業層次中的地位意外還取決于該國在任一行業的產業鏈中的環節。中國處在產業鏈的低端環節。
關于產業鏈競爭環節問題,台灣宏基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先生在1992年為“再造宏顫”提出的有名的“微笑曲線”(Smiling Curve)理論,做出了形象的表達.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國際分工模式已由由產品分工向要素分工轉變,也就是參與國際分工合作的世界各國企業,由生產最終產品轉變為依據各自的要素稟賦,只完成最終產品形成過程中某個環節的工作。最終產品的生產,經過市場調研、創意形成、技術研發、模塊制造與組裝加工、市場、營銷、售后服務等環節,形成了一個完整鏈條。這就是全球產業鏈,它一般由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主導。以制造加工環節為分界點,全球各行業的產業鏈可以大致分為產品研發、制造加工、流通三個環節。 發達國家往往掌控著產品研發、市場流通環節並獲得最大利潤。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由于缺少核心技術,主要從事制造加工環節的生產。然而,無論加工貿易還是貼牌生產,制造加工環節付出的只是土地、廠房、設備、水、電等物化要素成本和簡單活勞動成本,雖然投入也很大,但在不同國家間具有可替代性,企業為爭取訂單,常常被壓低價格。所獲收益微少。
依據施振榮“微笑曲線”考察,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處在微笑曲線的兩端,中國處在中間低處。
舉例來說,中國家電產業利潤低下,最大的問題就是缺芯少屏,“在決定平板電視產業生死命運的最關鍵的部件——面板和核心模塊上,中國彩電企業至今仍是‘拿來主義’。” 這才是中國彩電產業的“死穴”所在。據了解,占數字電視成本一半以上的的高清顯示器——LCD、PDP、DLP、LCOS等技術仍然受制于人,而融合音視頻解碼等技術的集成電路芯片也依賴于日、美、韓企業。我們要為這些技術付出高額的知識產權費用。
如果說耐克、芭比娃娃買50美元的話,45美元都是研發、銷售兩端環節專區了,生產制造創造了5美元。所以中國生產制造的越多,越不賺錢,利益都讓兩端環節賺取了。為什麼兩端環節能賺錢呢?因為兩端環節能為產品附加更多的價值:產品設計賦予了產品靈魂,如耐克、芭比娃娃的設計價值、品牌價值遠遠超過了物質價值;做訂單處理的香港利豐自己不生產而是運用信息平台整合加工、質檢、物流,賺錢比生產企業多多了。
也正因為此, 美國學者納希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說得深刻:
“全球化使美國專門從事創造性活動,產出新的理念和思想及具有突破性產品,並且通過輸出工作機會的方式,逐漸將不那麼具有突破性的部分分離出去,讓那些喜歡按小時付酬的人去做。設計一雙鞋比真正把他們做出來能賺更多的錢——耐克、戴爾、波音只需要思考並組織和運用他們的專有技術就能賺錢,發展中國家的轉包工廠做那些繁瑣的制造工作,而有文化和擅長數學的國家的工程師們負責解決那些沒有創造性的技術性小問題。美國經濟極大的依賴思維創造,所以美國失去制造業還能提高生活質量。”
我們絕不能滿足GDP的增長,而要認識到提高在世界經濟行業中層次地位,提高在世界經濟產業鏈中的環節地位才是更根本的問題。而要實現產業層次地位與產業環節地位兩個提高本質上就是提高國家創新能力。
我們決不能在因為GDP而沾沾自喜,而要深刻的從產業層次地位、產業環節地位入手切實看到我們與美國的創新差距,知恥而后勇,努力縮短與美國的差距。
這個問題就轉化成了,為什麼美國能在各行業層次上領先,能在各行業環節領先占有優勢地位呢?一言以蔽之,創新能力所致。
首先我們看,美國為什麼能在各行業層次中居于領先地位,因為許多新行業就是美國率先創造的:
20世紀的汽車制造、化學制約、航空航天、新能源、信用卡、通訊業、物流快遞、計算機軟、硬件、互聯綱產業、雲計算模式、基因工程產業。你率先創造了一個產業,你自然就居于這個產業的領先地位。
因為許多技術都是美國首先突破的。因為許多產品都是美國首先生產。因為許多原材料都是美國率先形成的。因為許多模式都是美國首先運用的:連鎖、長尾、免費、互動、共創、眾包、團購。因為許多制度都是美國率先安排的:風險投資、自發的高新技術園區。
我們絕不能滿足GDP的增長,而要認識到提高在世界經濟行業中層次地位,提高在世界經濟產業鏈中的環節地位才是更根本的問題。而要實現產業層次地位與產業環節地位兩個提高本質上就是提高國家創新能力。我們決不能在因為GDP而沾沾自喜,而要深刻的從產業層次地位、產業環節地位入手切實看到我們與美國的創新差距,知恥而后勇,努力縮短與美國的差距。
2000年,歐盟里斯本協議明確歐洲的目標就是“把歐盟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和活力的知識經濟實體”,十年過去了,在競爭力與活力方面歐盟與美國的差距也是拉大了。究其原因:就像《經濟學人》雜志所評論的:美國是一個年輕、充滿活力、豐富多彩的國家,歐洲則在衰老、保守。
我們不妨看看幾個數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歐洲曾獲得109次諾貝爾科學獎,而美國只有13次。但是,但從二戰后倒2011年美國獲得了243次,歐洲只有100余次。美國是歐洲的2倍還多。
歐盟用來研發的資金只占到國民收入的1.9%,而美國為2.6%。美國花在研發上的資金比英、法、德、意、加拿大、日本的總和還要多。美國百萬人中科學家和工程師是是歐盟的兩倍,而且還不斷有科技人才從歐洲流失到美國。美國獲得的技術發明型專利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在世界排名前20所大學中,美國占了17個,英國有兩個、日本有一個。在世界最具創新性50公司排序中,美國公司占比總是60%-70%。
一些歐洲人總把羅納德.里根總統描繪成牛仔,說美國人也是牛仔,殊不知,牛仔正是無拘無束自由的象征。
那今天歐盟的經濟危機和困境與里斯本的目標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誰缺少了自由創造都會落在歷史進程的后面。這也正像約翰.奈斯比特所說的,歐洲不改革、不創新,不形成自由的創造氛圍,不大可能成為世界知識經濟的領導者,只能成為人們用來瞻仰它的光輝歷史的旅游景點。
轉看日本:
日本由1985年9月22日的《廣場協議》開始了四年的經濟過速成長年代,股市和樓市制造泡沫,一切都是over-extension,到極盛是1989年12月29日,日經指數高達38957點,東京銀座地價每平方公尺高達100萬美元。日本成功達到“先富后老”的目標。1989年日本的人均GDP是23887美元,比美國的22047美元還高,日本人躊躇滿志是理所當然的,他們棄亞入歐的百年夢達到了,然而西方的生活方式卻也是噩夢的開始,因為人均GDP雖大,但人均消費石油、金屬和天然資源的需求更大,美國的消費就比肯尼亞高32倍。人類學家指出,一個族群在不斷消費大量資源之后,一旦到了頂點,就有崩潰的可能。
1989年到達頂點后,日本被稱為進入迷失的十年(lost decade),但decade漏了一個s字,到2009年12月日本就迷失二十年了,但有多迷失呢?看看人均GDP,2006年日本是34000美元,十七年間增加 42%;美國已是 44167美元,增加了100%;香港由1989年至2006年成長了114%,是27071美元。日本人均GDP由第四位落后至第十八位,日本人仍然是富的,但消費者仍攬住荷包不放,因為老了二十年,為將來擔心。四年的興奮,換來二十年的憂愁,頗為不值。
1989年的十大世界銀行有七家是日本的,當年日本第一是第一勸業銀行,資產剛超過1萬億美元,威到盡矣!聯同住友、富士、三菱、三和、日本工業和農林金庫,橫行全球,留下無數有毒貸款有押保等于無,是最大教訓,結果全部變成僵屍。日本政府一直拖到1996年才出手,三年間推出6000億美元救亡計劃,是GDP的12%,即使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美國的TARP計劃(不良資產救助計劃),也不過是8000億美元,是GDP的7%,日本當年是出重手,只是時機晚了六年,小人病變大病。
2009年1月,日本只剩下合並后的三菱日聯排在全球第八,其他瑞穗排第十四、三井住友排第十九,但和第一名資產是3.5萬億美元的蘇格蘭皇家銀行比較,日本銀行不說最好,連最大也不成了,論賺錢更不用提。二十年變化可真大啊!
一步步深化我們的研究,我們更進一步認識到我們在產業地位、技術發明、產品生產、原料形成、模式提出、制度安排方面的差距本質上是知識與創新的差距。因為一切產品與服務說到底不過是信息與知識的物化,是知識與信息的凝結。
二、經濟創新的實質與經濟創新的機制
不論從企業層面、區域層面、國家層面我們提高創新能力,本質上就是知識形成、知識轉移、知識運用問題,即信息與知識的3C問題(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Creati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Conversi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commercialization ) 我們不能就事論事,而應該以信息與知識的3C為核心全面展開創新理論研究與政策研究,以信息與知識的3C為核心全面展開全面創新。 這正像世界經濟調查所說:在新經濟條件下最缺乏的,就是理解和應用知識的能力。
創新能力薄弱已成為我國產業國際競爭的“瓶頸”,全國規模以上企業開展科技活動的僅占25%,研究開發支出占企業銷售收入的比重僅為0.56%,只有萬分之三的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
我們要全面提升知識能力、創新能力有許多工作要做,針對中國實際我們特別提出要注意解決 四方面的問題:培育各類創新主體;在各領域倡導全面創新;將各類創新結合起來;徹底改變創新機制、創新管理。
在創新過程中,創新主體Innovation Subject )分為個人創新主體,企業創新主體,組織創新主體,區域創新主體,國家創新主體。不同的主體有其不同的生成、發展規律,發揮著不同的作用。
例如:個人創新主體可細化為科學家、藝術家、思想家、哲學家、工程師、企業家、各類個體;
企業創新主體可細化為大企業、小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跨國企業;
組織創新主體可細化為盈利組織、非營利組織、政府組織;
區域創新主體可細化大區域、小區域、發達區域、不發達區域;
國家創新主體可細化為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
只有細化研究才能有針對性的制定政策。遺憾的是以往我們不但對不同主體深入研究,而且有很大的政策偏失。我們重視大企業,忽視小企業;重視組織,忽視個人;重視大區域,忽視小區域。殊不知,哈耶克早就說過:“對待個體的自由政策是唯一真正 進步的政策。”促進一個社會的個人創新激情、沖動、執著是全社會創新的基因。
在有限的時間里,我們不能全面討論各類創新主體問題,針對我們在創新問題上的偏頗,我們特別強調要關注個人創新主體,小企業創新主體。
在移動互聯綱條件下,信息一體化,大家都可以及時獲得大量信息、知識,計算機也成為每一個人的研究工具,所以個人、散客的創新主體作用日益重要。個人、散客是強大的非組織的組織力量。我們要特別重視培養個人創新主體、發揮個人創新主體的作用。
美國學者阿瑪巴爾(Teresa. M. Amabile)是研究個人創新的著名學者,他提出個體創新的三角結構:要有內在的動機,深入的專業知識和廣博的經驗儲備,科學與創造性的思維方式。
我們應該看到,從萊特兄弟到波音,從喬布斯、到比爾.蓋茨,從Google兩位創建者到扎克伯格,他們充滿創造性的一生都是內在的創造激情所推動。我們缺少創造,首先是因為我們缺少創造的激情。我們在創造時太多的短期功利性目的。看看哈默博士關于內在的激情、沖動對企業價值貢獻的研究,我們就能更深刻體會到內在動機、人性效率的意義。創新始于人性,這是我們重要的研究結論。
員工各項能力對價值創造的貢獻比率:
能力 比率
激情 35%
創造性 25%
主動性 20%
智力 15%
勤奮 5%
服從 0%
總和 100%
我們應該看到在一個浮躁、功利的社會,在一個遍地宣傳一年教你賺一億的社會,在一個以捷徑為成功、以取巧為聰明的社會,很少有人能沉下心來學習專業知識,積累廣博經驗。創新需要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知識的碰撞,我們從中學就開始為高考文理分科,哪里來的綜合知識,交叉視覺、創新能力。
我們還應該看到思維方式對個體創新主體的巨大影。總結眾多企業家、科學家、藝術家個體創新主體創新成功的經驗,他們都具有如下7種思維方式,而我們的思維恰恰與這種思維方式背道而馳。改造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與文化心理是更艱巨的任務。
與開放思維相反,我們的思維封閉、內斂,是典型的隧道思維;
與前瞻思維相反,我們的思維保守、陳舊,是典型的后視鏡思維;
與批判思維相反,我們的思維盲從、從眾,是典型的服從思維;
與辯証思維相反,我們的思維排斥、零和,是典型的極端思維;
與系統思維相反,我們的思維孤立、片面,是典型的單點思維;
與想像思維相反,我們的思維抽象、干癟,是典型的僵化思維;
與實踐思維相反,我們的思維光說、不練,是典型的會議思維。
形象大于思想,文學總是走在生產實踐的前面,科學的幻想總是科學實踐的先導。我們不妨看看形象思維、右腦思維對于創造性的價值。
1870年,機械驅動潛水艇:儒勒.凡爾納在其1870年出版的《海底兩萬里》中描繪了一艘以電為動力的“鸚鵡螺號”超級潛艇。電的來源取自海底無盡的鈉。
1900年,高速鐵路: 美國市政工程師約翰.埃爾費萊斯.沃金斯在《家庭婦女雜志》上發表文章《在下一個一百年會發生什麼?》談到了29個話題,關于高速鐵路他如下描述:“火車通常每分鐘跑2英里(3.2公里)。快速火車時速可達150英里(240公里)。
1878年 ,飛行器:儒勒.凡爾納在其《世界主宰者》(又譯征服者羅布爾)中,詳細的描寫了與比空氣輕的氣球作為飛行器不同的“比空氣還重”的飛行器——飛船,它有一百英尺長,在空中時由許多平行的螺旋槳保持平衡,船首和船尾則由垂直的螺旋槳所驅動。至少由6個人操縱。
1901年,登陸月球:被譽為科幻界的莎士比亞的英國科幻小說家喬治.威爾斯在其科幻小說《登月第一人》中形象寫到:“到達月球后,柯林斯停止在軌道上,阿姆斯特朗乘小鷹號月球著陸器登上月球表面,避開月球冰礫,在寧靜海平穩著陸。阿姆斯特朗和艾德林在月球表面驚醒了2小時30分鐘的活動,進行科學實踐、采集岩石和土壤樣品,留下進行實驗的科學設備與幾年著陸的徽章。” 1969年7月,這一切都變成了事實,連登月者的名字都叫阿姆斯特朗。
1964年,太空旅行:1964年阿瑟.克拉克在其著名的小說:《2011:太空漫游》中第一次描繪了計算機智能和人類的星際旅行。1968年又與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一起將小說拍成電影公映。一年后,美國宣布啟動阿波羅登月計劃,他參與了登月電視解說。美國政府稱克拉克“為人類登月提供了必要的智慧動力”。
2001年4月28日,美國商人蒂托成為造訪國際空間站7天的第一位自掏腰包的游客。2002年南非巨富馬克.夏托沃思,2005年美國科學家和企業家格利高里.奧爾森都傲游太空。
克拉克自己的墓志銘:他從未成熟,談一刻也沒停止成長。
發現可能性的界限的唯一辦法就是越過這個界限,到不可能中去。
任何足夠先進的科技,皆與魔法無異。
1920年,機器人: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在1920年出版的劇本《萬能機器人》中,塑造了具有智力與人類爭斗的機器人。Robot,這個詞都是恰佩克首先使用的。他說Robot來自捷克文Robota,意為“勞工、苦力”。
1818年,人造人:瑪麗.雪萊在小說《弗蘭肯斯坦》中,講述了一位極有造詣的瑞士科學家弗蘭肯斯坦用生物與物理方法制造出一個人形生命,想支配其為人服務。但這個科學怪物因其丑陋備受人們的歧視與慶惡,在人類不友好的環境中,科學怪物開始憎恨、報復人類。他殺死了弗蘭肯斯坦的弟弟、謀害了弗蘭肯斯坦的新婚妻子伊麗莎白和朋友克萊瓦爾。最后滿腔怒火弗蘭肯斯坦要追殺科學怪物,但他在筋疲力盡的追蹤中疲憊而死,而怪物則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這是最早的人造人的想象,也是異化的隱喻。
1945年,全球人造通訊衛星綱:1945年阿瑟.克拉克在《世界無線電》雜志發表《地球外的中繼——衛星能實現全球無線電覆蓋嗎?》。文中提出在地球同步靜止軌道放置三顆通訊衛星,沒120*放一個,在通過三個衛星之間以及與地面站之間的中繼轉換,來實現覆蓋全球的超短波通訊。
1981年,綱絡空間:1981年威廉.吉布森在一篇短篇小說中創造了Cyberspace (初譯為“賽博空間”,現譯為“綱絡空間”)一詞,1984年在《神經漫游者》一書中,威廉對賽博空間解釋到這是“全球電腦綱絡構成的空間“進入這個巨大的空間……只需要在大腦神經中植入插座,然后接入電極,電腦綱絡便被人感知”。
1990年博納斯.李發明了互聯綱。賽博空間變成了現實。
1938年,克隆技術:20世紀初,H.J.(webber)韋伯創造了Clone一詞,用來指由單個祖先個體經過無性繁殖而產生的其他個體。1976年,科幻作家伊拉.萊文在《巴西男孩》中描述了納粹醫生用希特勒的基因復制了96個希特勒。1978年,美國作家D.羅維克在《克隆人》一書中描述了一位富商用自體細胞克隆出健康的男嬰。
1997年2月24日,英國羅林斯研究所宣布克隆羊多利克隆成功。
我們不妨聽聽喬布斯的動情直言:
“我多想用我全部技術換得蘇格拉底的一個下午。”
我們也不妨聽聽達爾文的真誠表白:
“如果讓我才重新活過,我會天天都讀詩歌,詩歌會使我的事業更有創造性,是我的生活更幸福。”
我們也不妨聽聽約翰·奈斯比特心底的期望:
“我希望,孩子們的教室里都有電腦,也希望孩子們的教室里也都有一位詩人。”
我們強調社會要重視個人創新主體,重視小企業創新主體。這是我們的觀點。
我們不同意個別官員“央企是湖人,央企是NBA的科比”的比喻,不同意從此比喻出發在各方面對大企業的偏向。
倒過來說誰都會一目了然:湖人不是央企,湖人如果是央企,他也不會是湖人。科比不是央企,是央企科比也不會是科比了。
全世界的企業創新史、經濟創新史都告訴我們,創業時的企業最有創造性,小企業最有創造性,大企業都是從小企業發展而來的,體制外的創新比體制內的改革成功可能性更大,成本更低;看看喬布斯、比爾.蓋茨、佩奇、布林、扎克伯格、沃頓、克羅克、迪斯尼……看看馬化騰、馬雲、李書福、王傳福、張近東、任正非、王石誰不是從個人創業起家,誰不是從小企業起步,誰不是在起步時最有創造性?
面對一個央企集團出了30個副廳級腐敗,我們感到的只能是震驚。我們感受不到這樣的企業還有真心創新,還有工夫創新。
由于時間的關系,對于創新的領域和創新的類別我們先列出表格:
觀念創新:Conception Innovation
知識創新:Knowledge Innovation
技術創新: Technical Innovation
產品創新: Product Innovation
工藝創新:( 流程創新:) Process Innovation
行業創新:Industry Innovation
服務創新: Service Innovation
制度創新:Institution Innovation
模式創新: Model Innovation
管理創新: Management Innovation
組織創新: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社會創新:Society Innovation
國家創新:National Innovation
創新類別:
1、漸進性創新(相對穩態進化)與激進式創新(突變式質變)
Gradual innovation and Radical innovation
2、原創式創新與模仿式創新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Simulating Innovation
3、開拓型創新與改進型創新
Exploiting Innovation and Improved Innovation
4、自主創新與合作創新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ollaborating Innovation
5、現實創新與虛擬創新 Virtual Innovation
三、走出創新的誤區才能真正促進經濟創新
雖然,我們在創新方面與美國比還有很大的差距,但我們堅信我們民族是一個具有聰明基因的民族,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民族。看看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崔琦、朱棣文、錢永健、高昆八位諾獎得主,你就會相信中國人不笨。看看硅谷幾近一半的軟件工程師都是中國人和印度人,您就會相信中國人不笨。看看美國首都杰斐遜、華盛頓、林肯、羅斯福、馬丁.路德.金、越戰六座著名紀念碑中,就有兩座是華人設計的你就會相信中國人不笨。
問題是為什麼他們都在美國聰明了,在國內怎麼就不聰明了呢?所以,中國要想真正提高民族的創新能力,先不要說你有多麼好的政策,首先要思考、研究我們的教育、文化、科技、經濟、人才各種制度安排、政策設計是怎樣一方面誘發出那麼多為創新,一方面有扼殺了真正的創新。
誤區比差距離目標更遠,我們要推進全民族創新,要破除創新的誤區:破除那些偽創新,去除那些誘偏、扼殺創新的錯誤制度安排與文化導向。
細數起來我們在創新方面的南轅北轍、事倍功半的誤區還真不少。
如重視硬件,忽視軟件、重視數量、輕視質量、重視短期、忽視長遠、重視投入、忽視產出、重視運動、忽視日常、重視經濟,忽視價值、重視大企業、輕視小企業、重視組織、輕視個人、重視政績、忽視民本、重視評獎、忽視實用、重視內向、忽視外向、重視競爭、忽視協作,重視宣傳、忽視操作、重視形式,忽視內容、重視號召,忽視落實,重視權威、輕視草民、重視年長、輕視年輕……真是不一而足。
重視短期違背規律:不同行業的創新周期和規律
世界上不同的產業層次有不同的創新周期與產品周期。創新周期是指其技術發明、創新產品的所費時間長短,產品生命周期是指產品需求消費的時間長短。能源、航空、交通、制藥、通訊系統、信息產業、基因產品的周期相對最長,而芯片、軟件、娛樂、紡織、時裝、食品、金融等產業的周期相對短最短。處在中間位置的則是鋼鐵、汽車、機械等產業。這就要求我們對不同的產業作出不同的創新政策。有些產業的創新不可能立竿見影,要有相對長期的打算、準備與投入。
經濟增長方式要轉變, 難道我們的創新方式不要轉型嗎?
方式決定水平,今天我們必須重新思索創新的方式,重新確立創新方式。
首先,國家應認識到要為創新建立新的基礎設施:精心建立起來的“基礎 設施”不是“磚瓦水泥” 似的結構,而是建立在智慧和具有共同願景的人們的互動關系之上的充滿活力的“社會資本型”的信息基礎設施。
近代以來直到20世紀末,美國人一直說圖書館與博物館是美國人文明與智慧的搖籃,今天美國政府及各界都強調信息化的“行業智慧”、“組織智慧”平台將在人的發展、經濟創新、社會進步方面發揮巨大的作用。我們也需要思考如何建設移動互聯綱、雲計算背景下的“智慧平台”。
移動互聯綱背景下、雲計算背景下,個人、組織、企業、區域、國家的創新都將突破各種界限而平台化,互動化,方式決定水平,我們應該在創新的方式上做出新的探索。要努力搭建員工、客戶、合作者的無邊界、互動創新平台。
IBM員工創新平台,72小時之內綱上整合10萬員工的93000個想法。德國大眾,大眾自造,客戶參與互動制造的平台。所以今天人們說,到了企業進入半成品時代的,創意不都是企業做出來的,是客戶更有創造性。所以今天我們才出現了大量新的英文詞匯,消費生產者。消費者本身會提出更多的生產建議,什麼概念?使用者會幫助你消費、經銷更多的東西。這告訴我們今天不是狹義的一伙人單一主體創造,而是平台互動。我們再看合作創新平台。世界上都在搭建、員工、客戶、合作者的平台。寶潔8500名研究人員,要是自己所有的研究人員要交150個綱絡科學家朋友。所以自2000年開始,寶潔50%以上的創新是來源于自己的人員和綱絡科學家合作。一個核心觀點,我們要思考在移動互聯綱、雲計算背景下,個人、企業、組織、政府創新方式。
這是全球創新平台,所有這些方式被稱之為眾包。我們第三部分提了兩個觀點:第一個觀點,研究創新的誤區。第二個觀點,改變我們創新的方式。第三個觀點,必須研究我們創新的文化。一個國家有各種各樣的願景,但不能缺了創新的願景,一個國家有各種各樣戰略,但不能缺失創新戰略。沒有精神價值追求,單純以經濟目標為導向的創新是最容易被扭曲的創新。 我們一定要記住這句話奈斯比特說了一句話,“創新源于人性”,沒有人性你做地溝油、三聚氰氨,沒有人性你會把這些東西都申請成專利。文化對于硅谷成功的作用比經濟和技術因素更加重要。
文化對于硅谷成功的作用比經濟或技術因素更加重要。看看我們的文化氛圍,就知道我們為什麼缺少創新了。
深圳的文化氛圍與制度安排:
深圳圖書館:所有的圖書館一直開放到晚上12點,所有的人都可以借,而且都可以自助借還。
大家樂,所有的民工都可以在舞台上演出,人人都可以唱。
機場打的廣告是:同有一方熱土,共創美好家園。
去政府、各局辦事不用預約。
各種創意活動層出不窮。
深圳的信息化的應用走在前面。
高交會誰都可以成為主角。
我們只想說一點,我們特別重視在移動互聯綱背景下個人主體,特別重視創新方式的轉變,這不是我們說的。所以提出創新方式轉變,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都是世界上一流學者強調的,未來50年的趨勢,我們大趨勢,小趨勢。作為美國為什麼能夠具有那樣的創新,看看它的文化。這就是我和大家說的在華盛頓四個著名紀念碑,兩個由華人設計。一個是林瓔設計的越戰紀念碑。她設計越戰紀念碑的時候22歲,是一個女孩,是耶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是美籍華人。這種寬容的創新文化氛圍,沒有因為她年紀輕沒選上。不要忘記這是全世界招標。沒有因為她是女的沒選上。沒有因為她是學生,不是老師沒選上。也沒有因為她是華人,不是美國人沒有選上。如果林瓔在我們這個文化氛圍下參加一個設計招標,這四條都是她被剔除的理由。第一條,年齡小。第二、女孩子,男的面子往哪放。第三、學生,她的老師也參加招標了,老師的面子往哪房。第四是華人,美國人的面子往哪放。
大家看看第二個紀念碑,馬丁·路德·金,去年10月份揭幕的,是我們中國湖南的設計師雷宜鋅設計的。美國在2000個設計師,900個方案當中選中了。這就是一種氛圍,不管你是哪個國家的,你設計的好就選中你。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文化,包容、寬容、鼓勵個性、鼓勵自由的創造,這樣我們就有更好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