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现在总体上是缓中求稳，稳中有好，好中有难的情况。首先，我国经济增长是“换挡”，第二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第三是经济结构调整，第四是增长动力转换，整体局面是比较复杂的。

　　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低速“换挡”

　　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间，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增速名列第一，但近两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有部分人士批评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事实上这种评论是片面的。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指出，1978年的历史阶段中国还没有摆脱贫困，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饱。当时全国城市人均年收入只有343元，农村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133元，当时中国发展的最突出问题、主要矛盾填饱肚子，所以必须要保证高增速发展，在当时的阶段追求的经济增长高速度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客观经济发展需要的。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中内在问题和突出矛盾发生了变化。姚景源称，“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突出问题、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中国人吃饭的变化相类似，三十多年中国人吃饭变化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吃饱，主要矛盾是数量问题；第二阶段叫吃好；现在是第三阶段，叫营养、健康和食品安全。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也一样，经过三十多年的高增长到了现在，主要矛盾、主要突出问题不是速度问题，而是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定得看到现在经济增长放缓是规律，是增长内在规律的需要。”

　　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 不少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与我国相似。日本1955年经历了高速增长，和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增速相近。另外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在上世纪60年代也经历着经济高速发展，他们的高速增长刺激20年左右。这样看来，中国连续3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本身就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改革红利与人口红利造就中国高速经济增长

　　姚景源指出，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很重要的是靠两个红利，一是改革的红利，另一个则是人口的红利。

　　改革开放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水区”，到了攻坚阶段。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做到三个确保，一个是确保全面小康，二是要确保改革在重大领域、重大环节有实质性突破。显然，要让改革的红利继续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现在也需要给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从经济发展上看，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能够实现顺利换挡，在客观上使中国经济运行的弦不至于像过去绷的那么紧，是为了给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空间和环境。

　　而人口红利，现在来看已经消失了，中国的劳动人口(16岁到60岁)2013年减少200多万，2014年减少370万，仍在以每年200、300万的速度在减少，近十年，中国8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翻了一番，65岁以上国内占比接近10%。反应到我们经济上，就是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外在产能过剩，内在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虽然经济工作的目的是改善民生，如果劳动者报酬提高，劳动力素质提升，进而劳动力上升，创造的财富增加这是良性的；但如果只是因为人口红利消失而导致价格上涨，这就会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

　　汽车产业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稳中求进

　　中国经济的总基调依然是稳中求进，党中央再三强调，包括“十三五”是经济工作的主基调，稳中求进就是五档换成四档。

　　汽车工业是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重要因素之一，汽车产业为中国经济发展做了重大贡献。汽车产业链很长，关联到钢铁、橡胶、玻璃、制革和纺织品等150多个行业，如果汽车工业出现下滑，关联的150多个行业都会受到影响。

　　近期，国务院关于经济稳增长的问题对汽车工业上提出了几大措施，一是取消对新能源汽车的限购限行，二是1.6L排量以下的车型购置税减半，三是加大黄标车报废力度。这些都为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姚景源表示，汽车工业面临着严峻的局面，他指出，应该对汽车取消限购，政府不能干预商品和货币的自由交换，可以采取其他的办法治理拥堵和汽车带来的环境问题，比如征收一定的费用用于环境保护，或者征收一定拥堵费用于修道路等。

　　另外，既然放开1.6L排量购置税减半，政府可以考虑全部车型购置税的减免。因为在调控经济当中，积极的财政政策非常重要，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有根本意义，应该借鉴发达国遇到经济衰退的最根本办法——减税。

　　至于黄标车，要加大报废力度，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主动淘汰，进一步拉动整个汽车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