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美元脱锚，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信用基础正在动摇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政治治理及金融体系面临深刻变革，石油-美元链条正在松动。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意味着以黄金为核心的“价值货币”及固定汇率制度的终结，人类第一次进入到信用货币时代。

　　全球化时代，石油-美元体系的核心是全球最主流的商品（石油）和最稀缺的资源（美元资本）之间的结算关系，即美元与石油之间互为价值参考。以此为核心，加上全球货币之间的汇率联系机制及商品定价体系，为商品、资源与信用货币之间的交易构建了价值参照系，从而成为全球贸易的基础。

　　金融危机之后，在美国实力衰落、人口结构变迁及技术革新等多重因素的驱使下，石油-美元体系正逐步瓦解，货币失效，全球货币体系的信用基础已经动摇，现有的全球化体系已难以维系！

　　货币超发下的通货紧缩正在逐步逼近

　　根据费雪的“债务-通缩”与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美欧资产泡沫破裂引发的货币超发（即美联储的数轮QE及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以及经济增长停滞带来的债务紧缩并行（经济增长停滞预期下，企业获得资金后，首选归还债务而非投资），直接导致了私人部门（包括企业与家庭）的信用收缩，全社会去杠杆、陷入流动性陷阱，并最终表现为通货紧缩。

　　全球正式进入悖论时间，即货币超发下的债务紧缩，导致的流动性陷阱与通货紧缩。

　　资本从新兴市场及资源国家流出，使得这些国家汇率大幅贬值、需求收敛和贸易收缩，新兴市场及资源国通过商品出口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

　　2008年以后，欧美国家超发的货币向新兴市场和资源型国家溢出，形成了大量的投资和过剩产能，并由此催生了新兴市场和资源型国家的泡沫型消费。在美国加息预期下，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EM）回流到发达国家（DM）；为了应对资本流出，新兴市场和资源型国家普遍采取了货币贬值的做法，造成了国内通货膨胀、需求收敛及贸易收缩；大宗商品在汇率和需求不足的影响下，价格持续下跌，形成了循环性通缩，即“剪羊毛式的通缩”。

　　在此大背景之下，产生了货币失锚、债务通缩、需求收敛、产能过剩、贸易收缩、地缘竞争等一系列乱象，我们称之为混乱的悖论时代。

　　这是一个处于悖论时间的大时代

　　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无法逃避；这是最坏的时代，因为旧有的体系、规则和价值观正在动摇和坍塌；这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新的体系、规则正在逐步建立；这是希望之春，因为有无穷的可能正在孕育；这是失望之冬，因为所有的依靠可能转瞬即逝。

　　破碎的锚，重构的地缘：石油美元的终结、石油欧元的构建与人民币的脱媒

　　就国际而言，在第二次地缘扩张中失败的美国采取了战略收缩转型，同时全球其他政治力量合纵连横、此消彼长。与之相对应的是，全球化的30年间，美国国内出现了社会贫富差距悬殊、财富结构严重失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中产家庭高比例返贫、拉丁裔崛起等社会人口结构及财富结构变迁的大趋势下，以往的全球化、石油美元、全球金融及军事等三位一体的国家战略失去了国内民意与道义支持，美国正在反思与改变其国家治理范式，提出了再工业化及“中产阶级经济学”，应对国际力量格局调整、顺应国内民意。

　　美国国家治理范式的改变，意味着过去30年全球化的基础在动摇；在此背景下，欧俄中日等国正在调整、改变本国的发展战略，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与交锋就此展开。全球地缘格局变迁与博弈都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

　　美元之锚的重建路径：逐步脱锚石油，向科技美元转型

　　首先，拉丁裔崛起，美国人口和财富结构正在经历着根本性的变化，全球化在美国的民意基础已然消失。

　　从人口结构上看，白人占比正快速下降；到2040年，白人占比将跌破40%；拉丁裔（西班牙语裔）快速上升，将超过31%。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保持增长的唯一国家。

　　从财富结构上看，去工业化造成的中等收入岗位减少，加上金融、互联网等服务业的大发展，放大了收入的不平等，中产阶级（占美国家庭总量80%）所拥有的社会财富比例下降；且金融危机对拉丁裔家庭冲击较大，拉美裔家庭的资产中位数降幅高达86.3%，至1300美元。

　　结论1：全球化30年给美国带来的是，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财富结构严重失衡。中产家庭高比例返贫，加上金融危机冲击，美国的全球化道路已经失去了国内情感及道义的支持。

　　结论2：精英向现实妥协，向选票妥协。拉丁裔将会不可逆转的崛起，在一人一票的选选举机制下，政治家如若不考虑拉丁裔及其他少数族裔的诉求，将无法获得执政权。谁能解决拉丁裔族群工作岗位及脱困问题，谁将取得在美国长期执政的先机。

　　结论3：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表面上看是金融信贷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深层原因是通过发展制造业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满足未来的主流人口—拉丁裔族群的就业需求。这种转型，意味着输出美元、输入商品，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吸纳美元流动性的全球贸易结构和金融循环被打破。

　　其次，金融危机之后，在美国能源自给自足及替代能源崛起的大趋势下，石油-美元体系、全球贸易及军事防务全球化的三位一体战略，面临着维系成本高昂的不可承受之重和必要性缺失的尴尬情境。

　　根据《BP2035世界能源展望》披露的数据，2015年北美从能源净进口区域转为净出口区域，美国将在2021年实现能源自给自足。

　　随着美国能源的自给自足，石油-美元体系的投入产出比大幅下降，美国维护石油美元的意愿将会持续减弱；调整石油-美元体系的维护投入数量和结构，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降低美国自身的成本，减少其他经济体的“搭便车”行为，进而增加其他经济体的能源获取成本。

　　结论4：对美国而言，全球化贸易格逆转的大背景下，保护全球资源和贸易安全的全球防务目标不再需要。

　　全球贸易战略及石油-美元体系，需要美国从世界范围考虑其贸易安全及国家安全问题，使得美国自身安全边界与全球安全边界几乎完全重合。在全球经济存量份额博弈的大背景下，美国为其必需的全球防务所累，正是美国脆弱所在。

　　第一，中国的“搭便车”。加剧了美国的外部失衡。中国充分发挥内陆大国优势，利用美国搭建的全球贸易体系以及其提供的全球公共服务，获得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对于中国的内陆大纵深，美国缺乏足够的资源进行应对。

　　第二，全球化及石油美元对美国的透支已到极限。提供全球流动性和安全保障的过程，就是美国信用和国力透支的过程，就是牺牲美国工业制造业补贴美国金融、军工和石油产业集团的过程。

　　第三，再工业化的主要领域是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主要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全球高端医疗设备和生物制药、航空航天技术、文化产业、智能制造、清洁能源等相关产业。

　　第四，全球化贸易向区域化转型，TPP、TTIP及TISA奠定科技美元基础。在TTP、TTIP及TISA等高标准的区域性贸易协定的支撑下，美国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新技术许可以及跨区域/超主权的法律仲裁，放大在科技和资本层面的优势，为美国的科技美元奠定基础。

　　欧元（卢布）之锚的重建路径：控制老能源，替代美元，打造石油欧元

　　卢布逐渐成为欧元的影子货币。俄罗斯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10月，俄罗斯外汇储备总额约3738亿美元左右，黄金储备约1407吨，占比13.8%；储备中法国资产（包括政府债券和存款）占比为31.8%；德国资产占比为16.5%；美元资产占比为31.1%。欧元在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中占比超过美元，为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欧元资产与黄金资产占俄罗斯外储比例的62%，卢布正逐渐成为欧元的影子货币。

　　俄欧替代美国，向中东地区提供公共治理服务产品，逐步控制中东石油，整合中东、俄罗斯、北海及北极石油天然气能源，以英国布伦特原油价格为基准、以欧元作为交易结算货币的全球新石油天然气能源计价体系。通过扶持什叶派联盟，形成欧洲、中东、俄罗斯的新合作模式，是过去几十年欧洲（苏联）的夙愿。

　　伊朗回归（伊朗核协议谈判），欧俄主导下的中东地缘博弈。伊朗核协议谈判成功之后，伊朗回归不可避免。以伊朗、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为核心的什叶派新月圈联盟正逐步形成。未来以欧俄主导下，中东什叶派与逊尼派均衡博弈的脆弱平衡体系的雏形呼之欲出。这正是石油欧元的基础。

　　人民币之锚的重建路径：脱钩美元，以国内国债和金融资产为锚；通过人民币国际化，逐步获得亚太能源定价权和商品定价权

　　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基础，将逐步从外汇储备转变为中国国债及国内金融资产，人民币与美元逐步脱媒。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将会在国际市场上，对现有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债产生挤出效应。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完成本国债务的国际化。

　　抓住石油-美元逐步脱锚的契机，以国内庞大的需求总量、信息预测以及国际影响力为基础，以国内期货交易所为核心，构筑亚太区（甚至是全球）原油、大宗商品定价中心。

　　以美国及德国蓝本为模板，构建科技升级路径，为国内金融资产提供支撑，做实人民币资产。

　　日本货币之锚的构建路径：全方位向美国妥协，成为美国的影子货币和第二美联储

　　TTP协议的签署，意味着日本的国内精英已选择将未来几十年的国家命运交付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