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最热的一个经济词汇应该是“供给侧改革”了。习近平、李克强半个月内数次提到“供给侧改革”。分别是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在APEC会议上。

　　当中国领导人反复提及某事时，一般总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

　　每当中国领导人提出什么理论，总有一帮中国“学者”跟在后面唱赞歌。这次的“供给侧改革”也是如此，部分财经学者给予热捧。不过，在百姓层面，在网络上，并没有掀起热潮，因为“供给侧改革”这个词汇太不口语化了。60年来，中国人习惯了“白猫黑猫”这种语言。

　　而且，在许多中国人记忆中，“保障供给”是中共1940年代的词汇，也是1960、1970年代计划经济色彩的词汇。

　　实际上，供给学派是个流行于世界的理论。中国经济学界虽未曾大规模流行供给学派，但中国改革，却是从“供给侧”开始进行的。1970年代末的农村联产承包、1980年代的企业承包，都属于供给侧改革，虽然此供给非彼供给，与供给学派没什么直接关系。

　　大约从1995年以后，中国的改革走向了需求侧。这是因为凯恩斯理论在中国的流行。凯恩斯理论是为中央集权量身定做的，受到中国政府的青睐是迟早的事。

　　凯恩斯学说属于需求学派，这一学派认为应该时刻刺激需求，从而带动经济发展。与之对应的供给学派认为：供给创造需求。遗憾的是，后面这个说法很难让一般人听懂。

　　中国经济的集权性质，最后必然导致走向凯恩斯主义。在中国，以凯恩斯学说来行走江湖的代表，是林毅夫。林毅夫能迅速蹿红，是因为他找准了中国领导人的喜好。林毅夫的法宝是3项：以“后发优势”为旗帜，以政府投资为手段，以唱赞歌谋取利益为目的。

　　需求学派最终必然走向“以政府投资来拉动GDP”，也就是，为GDP而GDP。我们来看其理论链条：消费产生需求，需求拉动生产——人们不愿意消费，生产势必陷入停滞——生产一旦停滞，就业就出现问题——为了拉动生产，就要刺激需求——百姓无钱消费，就由政府来替百姓花钱。

　　所以，我们就看到，林毅夫在各种场合大讲“政府投资，拉动经济”。这一理论深受官员们的欢迎。政府代替百姓花钱，其实就是把钱交给官员去花。官员的钱来自国库，所以就要拼命提高税收，国富民穷。政府税收再高，也满足不了官员花钱的欲望。怎么办？那就滥发货币嘛。

　　林毅夫天天鼓吹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20年，所谓高速增长，指的是年增长率7%以上。

　　凯恩斯主义“为消费而消费”的思想，在中国必然成为林毅夫等人的“为增长而增长”，可以说是极其荒诞。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才出现了许多无效生产、劣质生产；为了保增长，又拼命不让企业倒闭，最终，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低水平过剩。百姓不愿套腰包了，即便想掏，腰包里也没钱了。而为了保增长，政府增发了无数货币，除了导致通货膨胀，并未改善产业结构。

　　这么高的增长率如何维持呢？仅仅依靠凯恩斯学说的政府投资拉动，也就是政府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吗？眼看死路一条。于是在2013年左右，林毅夫开始大肆宣扬“超越凯恩斯主义”。一个“超越”，不仅把凯恩斯树立为正确形象，还彰显了自己更高的追求。

　　其实，对凯恩斯主义，我们需要的是抛弃，而不是什么超越。

　　2015年，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已经不可能。货币的滥发之路也实在是无法进行了。新一届政府不再需要林毅夫。

　　许多朋友问我为何一再批判林毅夫，难道林毅夫有那么大能量，真的是他导致中国改革误入歧途？我说：林毅夫决定不了任何方向，但他能够被用来迷惑大众。他就是经济学界的×××。批判他，实际是批判他背后的势力。

　　我们终将回到正确的道路。习近平、李克强所提的“供给侧改革”，值得肯定。

　　目前大家所解释的“供给侧改革”，仅仅是“淘汰落后产能”。这太浅薄了，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真的有决心，就应该具体学习供给学派，提出新的思路：1，降低税收。供给学派有个著名的拉弗曲线说：税率上升到一定阶段，税额反而减少。这个对于以税收为核心的中国各级政府都是有吸引力的。2，不鼓励挥霍，提倡适度消费。3，不能滥发货币，要鼓励储蓄。

　　中国真的能接受供给侧理论？真的能抛弃祸国殃民的“投资拉动策略”？且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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