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和联想道路是中国两条对外开放道路的企业代表

　　笔者进行华为和联想的比较分析，并不是为了捧华为贬联想，这也并不意味着联想将无可避免地衰落。而是要探究这两者代表的不同对外开放道路的利弊得失，为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选择，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参考借鉴。

　　本人想强调的是，华为和联想的不同道路，都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它们分别是各自领域国家政策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两种道路在企业的投射。

　　华为走上了股份合作制自主创新的道路，除了是任正非和华为人对中国人创造力和艰苦奋斗能力的自信，他们更愿意立志于中国价值立场之外。还与中国对外开放中电信业的特殊保护政策有关，1999-2001年的中外各种力量围绕中国加入WTO超级博弈时，当时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顶住了主流意见，坚决反对电信业过度开放，强调如果丧失信息安全则国家安全毫无保障，坚持认为不能允许外资绝对控股（超过50%）国内电信设备商，国内电信设备采购必须给民族电信设备企业留下一定份额，不允许外资垄断。由此，华为、中兴通讯等才能在起步之初不被跨国公司一口吞并，民族电信设备业的萌芽才不至于被连根拔起。其后，华为在发展中匮乏资金，早期阶段还得到了电信企业的融资支持。这才使华为积累了第一桶金；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进入亚非拉，积累了挑战跨国巨头的实力。如今，华为一家的利润已经远超爱立信、阿朗和诺基亚之和！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才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怎么能不让人唏嘘感叹。

　　联想则没有这么好的外部环境。电脑领域，无论是市场还是投资，从一开始就彻底放开，由于芯片、主板、硬盘和操作系统都已经被跨国公司垄断，外资公司也可在国内设立全资组装厂，联想能做的就是依靠熟悉国内市场渠道，以大规模采购组装降低单台成本，积累菲薄的利润。其间，杨元庆也试图在IT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创新，但是由于相关领域开放太快，产业成熟速度太快，联想的努力很快被IBM、SAP、甲骨文、惠普等公司截断了出路，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技术和财力积累，很快就宣告了失败。

　　因此，在中国对电脑、手机等领域民族资本毫无保护，联想试图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创新的空间被极大挤压，常常被截断去路的情况下。联想在某种程度上认了命——跟在IBM后面吃土。客观上成为IBM等跨国公司在技术升级后，对于落后技术尾部风险的承受者。在这种交易中，IBM和GOOGLE将严重亏损的部门卖出巨额的现金，可谓最大的赢家。说的再通透点，这对IBM等代表的跨国公司是完美的收官——在一大桌美味佳肴吃成残羹冷炙后，还能打包卖给联想。不仅“鸡肋”卖成了金条，而且连打扫卫生的费用都省下了。

　　中国开放正途：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国内充分竞争

　　幸好中国还有吴基传！幸好中国还有华为！如若不然，中国企业将基本被锁定在跟着跨国公司后面吃土，做清扫工的角色。中国人或将永远无法证明，凭着中国人的聪明、奋斗和创造，中国民族企业也可以站到世界之巅，成为令国际跨国公司畏惧，令中国人自豪的伟大企业!

　　华为的成功也使1990年代末、中国加入WTO前的一场大争论有了初步结果。那时，中国面临改革开放道路的重大决策。一派认为中国应该按照美国要求的标准加入WTO，参照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允许外资控股中国企业，允许外资独资投资或者控股投资，鼓励中国最好的国企“靓女先嫁”，同时以“一卖了之”、“一股就灵”批评打压股份合作制改革。另一派认为，中国应当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采取对民族企业适度保护、禁止外资垄断市场、扶持鼓励国企通过股份合作制激发员工创造力，在国内同行业形成几家相对垄断的优势企业后，再对外对等开放。这场大博弈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1999年春夏达到高峰。

　　在这个争论中，当时身为《工人日报》驻安徽记者的笔者，力挺“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的道路。1996年秋，刊发了《顶住跨国资本冲击》一文，报道了合肥开元轮胎厂外资控股和股份合作制改制两条道路博弈，引发了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与合肥市委书记的较量；在1997年夏，安徽省率先在探索股权分置改革，笔者先后奔波滁州、铜陵等五地10多家企业调研，发表了七篇系列调研；1999年2月在《南方周末》刊文《扬子改制：是改革探索还是封建倒退》支持滁州扬子集团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1999年9月，经过两个月对湖南浏阳的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深入调研，《工人日报》刊发了1.8万字的《潮动浏阳河阳》（此文刊后不久，全力支持刊发该文的《工人日报》总编辑张宏遵被免职）。

　　1999年，经过对中国改革开放思路的深入系统思考，本人撰写了《平衡木上的中国》一书，此书的另一个备选名字是《2010中国不战而胜》，该书的主要思想是：中国如同一个走在平衡木上的人，手中持着平衡杆，它的一端叫改革，一端叫开放，随着开放越来越激进而改革停滞不前，开放的一端必越翘越高，改革的一端越沉越低，这个人最终会失衡而掉下平衡木。或者如一个人走路，开放这条腿越伸越前，而改革这条腿原地不动，这个人要么摔倒，要么被撕裂。该书预言，如果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平衡战略，即以产业适度保护+产权改革（主要是股份合作制）的道路，在十年之后，即201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全球强国，对于外部遏制不战而胜。

　　这本书当时被广州的民营出版商陈方远先生看好，并已经付出了2万元订金。然而，由于当时极其严厉的出版管制，严禁议论开放政策，他找遍了广州、深圳和北京的出版社，没有人敢出版，最终此书不见天日。其后，本人多年辗转多地工作，其书稿大部分已遗失，仅剩下第七篇，也就是最后一章作为纪念。 

　　当1999年11月15日中美正式签署加入WTO协议时，本人就明白中国已经选择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现实的选择与理论的选择不同，理论的最佳选择往往在现实中被抛弃，因为现实选择是由于博弈的各方综合力量所决定的，是由这个社会主流精英的利益、立场、眼界、价值观和责任感所决定的，甚至不是由当时的个别主要领导决定的。当国家道路选择后，个人顺之者昌、逆之者衰。于是本人也辞去了《工人日报》记者下海，南下广州，加入了当时正处鼎盛期的《南方周末》。

　　中国未来1-3年将为改革滞后于开放付出沉重代价

　　在其后十多年中，笔者有幸一直站在时代的前沿，观察着行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演变。2001年初-2004年11月，本人参与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见证了一个《当宝洁纪元不可抗拒地来临》（跨国公司控制中国产业链，2001年4月）的过程；2004年11月-2010年初，本人参与创办《第一财经日报》，见证了美元金融资本和国际热钱，在中国逐渐控制了中国货币金融，在资本市场由悄然渗入到呼风唤雨的过程。时至今日，由于开放越来越激进而改革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其副作用已经十分明显。

　　在产业领域，除电信设备业成为罕有特例外，绝大多数领域对外资不加限制，甚至超国民待遇地开放，外资很快都占据了垄断地位。后来，在高新科技领域，由于外资PC、VC投资+纳斯达克上市的优势，联网+等领域，外资控股企业垄断程度更高。大部分中国制造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OEM车间，利润非常菲薄，根本不具备技术升级的资金积累，加上土地、劳动力、人民币等成本大幅上升。同时东南亚等国家廉价劳动力竞争、TPP进口替代，再加上再工业的欧美在新兴高科技领域的卡位。中国世界工厂已经盛极而衰，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车间破产倒闭。联想已经是他们当中最好的了，如今也后续乏力陷入负债运营状态。2005年以后，外资垄断企业普遍从投资阶段进入利润回报阶段，而且从2013年开始出现了较普遍的本金撤离，特别是日资企业更是系统性撤退。由此，中国民族企业对外出口所获得的贸易顺差，也基本上被外资外流利润吃光。

　　在货币金融领域，2005年7月的人民币升值，诱导美元资本和国际热钱巨量涌入中国，从海外流入的外汇占款一度与基础货币的比例高达131%,即中国所有的流动性全部由海外流入。国际热钱入境后，极大地推高了楼市，将老百姓的现金收入套在其中；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在2005-2008和2014-2015年的两轮超级过山车中，将百姓数以十万亿元计的财富转移到外资权贵囊中。而进一步的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而可能引发的人民币汇率动荡，其损害很可能N倍于2015年的股灾。

　　事实上，我们已经为开放激进改革滞后这条失衡道路付出巨大代价，未来1-3年我们很可能还会付出承受不起的更大代价。而与此同时，华为、中兴通讯等则在品尝着吴基传和任正非等选择正确道路的成果。

　　今天写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为十几年前那场争论、为那本未能出版图书划上句号，了却一个心结。更重要的是，如果未来1-3年，倘若我们真的为开放激进改革滞后的道路选择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我们该如何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是破罐子破摔，彻底放弃民族企业，沦为西方资本，特别是美元金融寡头资本的奴仆，不仅丧失国家经济、货币和金融主权，乃至失去政治主权，甚至丧失种族生存的自主权；还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彻底闭关锁国，回归计划经济，甚至实施军事管制，扼杀国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届时，中国正确的道路，相当可能成为唯一现实理性共赢的选择还是——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国内充分竞争。那时，或许更多的人能发现华为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国家道路再次理性选择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坐标。

　　（作者为中华元国际金融智库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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