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应当注意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以来，国内人士十分关注新常态的问题。

　　笔者认为新常态的问题有两方面。第一是经济发展的现实。经济增速变慢是当每个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值达到较高程度时必然会发生的。中国亦不能例外。第二是中国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政策。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应当用什么适当的经济政策来应对这个情况。根据“十三五”规划和政府其他的启示，我们应当注重生产的质量而不是生产的数量；应当注重创新；应当注重民众的消费。在新常态下的适当政策可以从经济学最基本的生产与消费理论进行探讨。

　　提高生产的效率、生产的质量和技术的创新，要依赖于给予私有企业良好的环境、让它们用新技术和高效率来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根据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表13-1，在2013年中国工业总盈利是48232亿元，其中国有企业占4031亿元+7435亿元（后者属有限责任公司）＝11466 亿元，私营企业占20876亿元+12300亿元（后者属有限责任公司）＝33176亿元，约等于国企的2.9倍（因有少数其他企业，二者之和44642亿元小于48232亿元）。私营企业用高效率生产了大量有价值的产品。因为市场的竞争能提高生产效率与推动创新，政府应当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今年1月中旬笔者有机会到广东省中山与东莞参观了当地企业，发现能干的企业家开创与领导着众多的中小型企业，用高效率生产中国与国外市场需要的产品。

　　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是增加生产的方法。外贸用交易的方法获得本国难以生产的货物。对外投资则把国有的资源投到外国，来增加生产效率。“一带一路”战略是施行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政策的总结。

　　关于民众消费的政策，十多年来，中国总消费与总投资的比例继续减少。根据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表3-18，总消费与总投资的比例从2000年的 61516/34843＝1.766 减到2013年的 292166/280356＝1.042。消费比例减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消费占收入的比例低。二是人民收入占总生产的比例低。

　　有关第一个原因的数据，可见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的表6-1，全国人民收入与消费的比例是13220.4/18310.8＝72.2%。这个百分比是很低的。美国的这一比例接近90%。这个比例低有以下三个解释：一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储蓄是一个好的习惯。其次，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完善，包括医疗保险、养老、失业保险等。因此民众需要增加储蓄以备未来的不时之需。还有，过去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居民增加储蓄作为养老之用。

　　要改变传统习惯、社保体系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是不容易的。要想提高消费，就只能把人民收入占总生产的比例提高。人民收入占总生产的比例低，部分可以从工资增速中观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表4-11，2000年与2013年的平均年工资分别是9333元与51483元。增长率51483/9333＝5.516。同时人均GDP的增长率是6.3748。

　　让我们来考虑是否应当将居民消费或收入与GDP的比例提高。一个市场经济的增长是靠把GDP 的一部分用作投资。如果投资不是浪费的，投资在GDP中的比重越高，增长的速度就会越快。当一些国有企业把投资浪费了，政府就应当控制它们的投资。一般来说，能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的私营企业应做出适当的投资。增加有效投资，是一个好的政策，用以维持现有的GDP 增速。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