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文主要讲几个方面：第一，简单回顾一下上一程的中国经济，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下的中国经济。第二，从当下看中国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经济今天为何面临困境。第三，从中国经济当前变化中看下一程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着重就几个问题：增长问题、通胀问题、汇率问题、房地产问题、股市问题。

　　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前十年的中国经济

　　一、1978到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快

　　从1978年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到2010年算是上一程的中国经济。上一程的中国经济大家印象深刻的肯定是一个字：快。在上一程发展中，中国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快、很大的变化。

　　有几个方面的关键数据：

　　第一是增长速度。应当说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面，世界经济平均每年以3%—4%的速度增长，而中国是在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我们已经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站上了一个所谓的“10万亿美元经济体的新台阶”。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虽然有波动但是平均是10%左右，这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快节奏的变化。用世界银行的评价来说，中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取得了别的国家要用几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取得的进步，走出了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道路。

　　第二是中国的贸易。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进出口规模也就只有206亿美元，在全球也是不显眼的。但是现在进出口的规模超越了4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大国。平均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这个增长速度也是很快的。

　　第三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在上一程的经济发展进程中间，平均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快速成长，在绝大多数工业产品领域，中国的产品产量都已经位居世界的前列，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当然这个制造还不是一个最高端的制造，但是从整个制造业的产出水平来衡量，中国已经是最大的。我们现在无论是钢铁、发电、煤炭、电视机、洗衣机等等，几乎所有的大宗工业品产量，在世界都是排在前列的。

　　第四个数据是跟老百姓生活相关的。在上一程经济发展中，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2亿多迅速减到6、7千万人，现在应当说减贫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快的。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平均每年增长7%，每十年增长1倍，这三十多年，我们是增长了3倍以上。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余额在1978年只有210亿人民币，现在已经是40多万亿人民币。

　　二、上一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内外因素良性互动

　　大家就会问，快节奏是什么原因来推动的？大家做过很多的探讨，归结起来就是内外两个因素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

　　外部，国际冷战结束，“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世界的大趋势，产业由西向东转移，全球化的趋势迅速兴起，对于整个外部世界形成了一个难得的和平红利释放期，形成了一个难得的全球化红利的释放期。历史上也曾经有很多次这样好的发展外部环境，但是中国都失之交臂，人家在快速发展，我们在搞“文化大革命”，或者是搞自己内部的折腾。而这一次中国抓住了。

　　这一次之所以抓住，就是因为国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国内的动乱纷争结束，党和政府把经济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取代了过去扰乱我们思想或者是搞乱社会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这样一个思想路线。因此，党和政府实施改革开放的新政，把长期压抑着国内的、企业的、民众的、地方的、方方面面积极性的魔咒给打破了，潜力就像泉水般地涌现出来。人口、资源等各种要素的红利，各种被压抑的创造性，都在这个时期快速地释放出来，因为国内出现了难得的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

　　大家知道上一程经济发展中，中国只在1989年出现过短暂的一阵“动乱”，大多数的时间从上到下还是集中精力在搞经济建设。所以，大家记得那经典的两句话“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难得有了这样一个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就形成了一个内外两个因素良性地互动。内部如果还在搞阶级斗争，外部再好的环境都抓不住。如果说外部很差，内部想怎么样弄也不行。

　　三、今天中国经济为何面临困境？

　　今天，中国经济突然之间由快到慢，经济始终面临下行的压力，企业深感各种的困扰。大家就会问了，为什么一下子中国经济出现了少有的困境？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眼下的中国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不说是最艰苦的阶段，至少是一个很艰巨的阶段。艰巨表现在哪里？就是表现在经济不再那么景气，微观层面的困难比过去急剧增多。

　　大家问“为什么？”我想，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内外两个环境经历了上一程快速发展之后也发生了新的快速变化。

　　首先，就是因为内部的环境已经开始改变。

　　第一，市场变了。中国已经不再短缺，中国已经从短缺的市场变成了相对过剩的市场。因此，眼下东西卖不出去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困扰我们企业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如何开拓市场成为最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市场的东西卖不出去，我想两方面的因素可以帮助大家来认识这个问题：

　　1、从供给面来看，我们的发展阶段从低收入到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变了，但是我们的生产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生产的产品大多数还停留在低端，它满足不了发展阶段改变之后的市场需求，所以才有了大家看到的，中国人到日本去抢购马桶盖、电饭煲之类的东西，到欧美去抢购各种高端的东西，到韩国去抢购各种化妆品等等。这是我们的生产跟不上发展的变化，我们的产业还大多数停留在低端领域，因此造成了生产与销售之间的不适应吗。

　　这是生产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这是供给层面的问题，也是为什么突然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变得这么热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生产体系出现了问题，即使再刺激需求，这一块也不可能会恢复到昨日短缺时代的“萝卜快了不洗泥”，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出去、都可以卖一个好价格，这样的年代已经结束了。要满足消费者新需求的东西才能卖出去，而这一块的供给能力是严重不足的。也就是落后的供给是过剩的，已不适应市场的新变化了。

　　这是供给面的问题，这也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个障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第一个问题就是生产体系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不断地提升，如果不提升的话，到一定的地方就会停下来，你就走不动了，爬不上去了，这样就会滑到陷阱里面去了。

　　2、从需求面来看，中国经济的市场问题当然有诸多的原因，第一是体制，体制的原因也是造成目前市场问题突出的一个原因。体制的原因表现在哪里？首先是中国城乡的体制很不合理。表现在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化严重滞后，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差距的明显扩大。这两个体制性的问题，城市化跟不上工业化，农民跟不上现代市民的进步，那种体制方面造成的原因，出现了农民买不起工业品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大家知道，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走完了2/3的路程，中国的城市化才刚刚走过一半的路程，到去年达到55%的城市化水平。而这55%又是一个需要打折的，因为还有数亿人不能真正在城里平等地享有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社保等公共服务、公共权利。

　　如果说只是城市化跟不上工业化这个差距，问题可能也不是很大。因为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大，市民农民大家都一样，问题也不大。问题恰恰是中国城乡差距特别明显，表面上看城乡差距1：3，农民的收入、农民的消费和城里比较只相当于他们的1/3。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城里人还可以从两方面享受更多的隐性福利，从政府、从单位享受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各种隐性福利，如果把这一块加进去，中国的城乡差距其实是1：5。这么一个悬殊的差距，当然就进一步地放大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矛盾，农民的收入没有达到跟工业化相适应的水平，以至买不起快速生产的工业品，形成了城乡市场的阻隔。

　　四、农民的收入为什么上不去？

　　第一，农民收入渠道很单一，就靠种植业、养殖业，和少量的进城打工的收入，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天灾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收入很快掉下来，不像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收入来源渠道。

　　第二，中国的农民跟别的大多数国家农民比较，没有多少财产性收入。作为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但中国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农民，工业化、城市化增值最大的土地的收入，农民得不到大头。虽然大家在深圳，当时深圳的农民得到了，但那只是很少量的，拆除以后可能给他有一定的补偿，然后通过这个补偿能够发展起来。对于中国大多数农村来说，土地都是被低价拿走，大头都是被政府、被开发商、被企业给拿走了。每年数万亿的土地收益农民能够拿多少？去年土地收入虽然掉到3万多亿，但农民能够拿到的部分依然很少。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体制。农民在一个工业化、城市化中间本可以获得最大的土地收益，但他得不到。同样，农民的住房虽然是他的财产，但缺那么一张纸，也就是缺少沟通房产证。中国的农民苦啊，有自己的住房没有房产证，没有这张证就不可能交易、不可能流通，不可能抵押，这就是中国的农民。这是体制造成的。

　　第三，农民缺乏信用消费保障。由于收入来源不稳定，缺乏财产性收入，这就造成了银行的信用消费不可能给予农民，可以说农民几乎很难享受银行消费信贷。大家知道银行提供信用消费至少有两条标准，第一你的收入是不是稳定，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作保证，每个月有没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抵扣。第二，有没有财产可以做抵押。没这两条银行怎么会把信用消费的阳光普照给农民呢？这就进一步缩小了农民的购买力。

　　政策因素的改变也影响了市场的销售，政策的因素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城里面来说，这些年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使得城市里人的收入有很大一块要用于这三方面的支出，也就是所谓的住房消费、教育消费、医疗消费。而过去这三块是福利性的，城里人的收入不需要用于这三个领域，都是由政府和单位提供福利保障。改革以后，福利性改变为市场性，城里人需要承担这三大领域的相当部分开支了。而在这10余年的时间里面，又出现了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用“三高”现象，造成了城里人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经济负担明显增大。这三个领域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不少城里人的收入给吸走了。所以造成了城里面的相对贫困人口增加。本来我们从低收入迈入到中等收入，对于城里面来说应该有一个消费质量提升、消费水平提升的所谓的“消费井喷”的时期，但是中国并没有完全地出现。

　　很多人会说，中国不是有很多人出国购物吗？是的，有不少人出国，可以出国消费。但是中国是一个13.7亿的人口大国，眼下的中国大致是这样的，1亿人左右进入了相对富裕的阶层，2亿人左右迈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阶段，所以有3亿人是在中等收入以上的收入阶段，但是还有十亿多的人处在这个阶段之外。3亿人哪怕10%，3千万人了，1%是300万人，5%就是1500万了，只要有1千多万人能够出国，那世界各地到处都是中国人。但是相对这十几亿人来说还是少数，不能因为出国的人多了，就觉得中国大多数人可以去国外消费了，觉得他们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了。不是这样。不能因为这个忽视了城里人在过去十几年里面由于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用等等，影响了其他消费。政策性的因素改变了，原来都是单位、政府给你支付的，现在你要个人掏腰包了。这就像人们所说的，出现了所谓的新“三座大山”压在城里人的头上。

　　再看政策改革影响的第二方面。最近几年反腐败、八项规定，这些政策性的调整，它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没问题，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一定是好的。但是不可忽视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对当期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中国是一个公款消费还占有相当比重的一个国家，高档香烟、高档酒、高档奢侈品、高档的各种商品，真正消费的主体不都是公款吗？是的，大多数都是公款。而政策性因素，把这条路堵上了。因此这几年高档商品、高档餐饮、高档服务业的市场迅速降温，这些消费需求没有了。

　　政策影响的第三方面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市场今年第一季度虽然稍微有一阵的活跃，但是相对以前来说近几年已经快速降温。这是由于房地产政策变化的影响，造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这种不稳定。大家知道房地产是产业相关系数、关联度、产业链条最高最长的一个领域，有60多个行业跟房地产息息相关，房地产好这些行业也好，房地产不好这些行业也不好。房地产处于这样的一个剧烈的改变，固然有中国的人口结构改变的客观因素，但更多的还是我们政府自己政策的因素造成的。住房这个商品不是一般的商品，它是一个特殊商品，特殊商品应当有特殊政策，但是我们没有。住房的特殊性在哪里？从两个方面能够看到。

　　一方面它既是消费品，同时它又是投资品。因此，对这个商品应当是既有消费政策，也有投资政策，要有两类政策来分别地对待。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要不就把它当做消费品，要不把它当成投资品。要紧缩的时候当成投资、投机品，要鼓励的时候就当成消费品了，始终没有摆脱出这样一个认识误区，即没有区别两类属性分别制定不同的政策。

　　另外一方面，住房它既有商品性的属性，又有社会福利性的属性，不完全是一个靠商品性政策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还需要有一定社会福利的政策来相配套，但是我们没有。因此，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就在这样一个政策下面，一会儿刺激，一会儿紧缩，一会儿再刺激，一会儿又再紧缩，反反复复地波动。这就造成了投资者的预期不稳定，造成了消费者的预期也不稳定。投资者投资的时候赶上紧缩，银行贷款借不到；消费者觉得这个政策，也许我今天买进去，明天你就紧缩了，价格一下子掉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大家不能按照正常的投资消费的行为在市场上面得到体现，造成了这个市场的混乱，造成了这个产业发展的不稳定，这就是政策不足所带来的，至今还没有走出这个困境。

　　此外，不能不提到外部市场的变化，2008年之后世界经济发生了变化，整个外部需求的减弱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口在中国也是一个影响很大的领域，前面讲了中国是出口大国，肯定出口跟经济的关系很密切，我们的出口由过去16%的平均速度，到去年掉到了负增长，到今年还没有摆脱负增长，虽然今年3月份由于去年低基数有一个18.7%的反弹，但是今年1-3月还是下降4%多。出口商品的卖不动，主要就是国际市场需求变了。

　　第二，成本变了。中国过去是低成本条件下的快发展，低成本驱动可以说是上一程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如劳动成本在相当长时间里面是不变的。过去不用考虑资源环境等这些问题，现在土地、电、水成本大幅度上升，环境治理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所以在现阶段，中国已经告别了低成本的发展阶段，成本上升已经走上了一个不归之路。因此，上一程我们在低成本下面可以做到的，在目前就做不到了。

　　第三是环境变了。空气、水、土壤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过去快节奏下面的那种带血的、黑色的GDP我们都可以要。而今天，你还走这条路吗？那不行了。这块你不能够再要了，高污染的产业就得调整、就得去掉了。所以环境的压力增大，使得过去可以不考虑环境问题而快速发展，这个领域也得慢下来。

　　第四是资源变了。过去土地、水、油气、矿产这些资源，中国“地大物博”好象不缺，现在经过快速的发展消耗得差不多了，粗放的模式走不下去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土地不能够随便占用了。七八百个城市有五六百个城市严重缺水，高消耗水的产业不能发展了。中国的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很高了，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进口，这都是资源的约束，也开始出现了。

　　第五是债务问题越来越突出，影响了我们的发展能力。地方政府债台高筑，20多万亿的债务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扩张的能力，银行这些年经历了第一轮的债转股之后又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新增上万亿的不良资产，在去产能上会可能还会暴露出来更多。企业负债率超过100%，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达到百分之一百三十几，而过去我们这方面压力不大。

　　最后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的改变。中国的人口不再年轻，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上一程经济发展中，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快节奏地发展，而今天人口的红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执行全面二胎政策，力图改善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2亿多，占全国人口比重16%左右了。按这个节奏，到2030年中国将有1/3的人是老龄人。所以过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了发展瓶颈，这就是内部环境改变了。

　　从统计数据看，过去快发展，第一靠投资，每年增长20%、30%，而今天投资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地方政府、银行、企业的困难、市场销售的困难、成本的压力等等，增长速度已经降到10%左右了，投资增长放慢了一半，当然经济增长速度也要相应地放慢。第二，过去我们靠出口，出口每年增长两位数，现在是下降，当然经济也在放慢。第三，过去我们靠工业一马当先，现在工业的增长速度由过去的20%下降到现在的5%，当然你经济也要放缓了。统计数字上看到，这几个快频率的因素都放慢了，这是国内环境发生变化造成的。

　　从国际环境看，近些年国际环境也在发生改变，对中国相对有利的环境变得相对不友好，或者是相对不利。

　　第一，世界经济不景气。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利的，过去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世界贸易也快速发展，今天慢下来了，当然中国与世界是不可脱钩了，也受它的影响。前面我讲过，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世界不行你也不行了，你已经跟世界进入了同轨同步运行的阶段。

　　第二，世界的秩序乱了。过去世界的治理是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国际组织，再加西方七大工业国主导世界的投资、贸易、货币这些大的政策的协调与制定。2008年之后，危机首先爆发在发达国家，从美国到欧洲，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影响力下降，因此世界治理从G7变成了G20。G20从社会层面上讲好象扩大了、进步了，但是在G20里面至少两个缺陷是很明显地存在着：第一是发展阶段不同，在G20的体系里面，不同的国家发展阶段不一样的，不像G7都在一个发展阶段，他们有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感受，而G20感受不一样，在讨论这些政策的时候分歧就大了。第二价值观差异也很大，在G20里面有伊斯兰的，有基督教的，有东方的，各种价值观汇在里面，而不像G7就是一个基督教文化。因此，在对一些事务的看法上面产生了分歧。所以，今天的世界秩序是你紧缩他宽松，你宽松他紧缩，你要自由贸易他要保护，形成了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秩序。这种混乱当然就造成了整个国际金融环境、投资环境、贸易环境的混乱，这对中国当然也是一个不利。

　　第三，全球化趋势在放缓，区域化趋势在增强。上一程经济发展我们是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而眼下这个红利正在弱化。一个去全球化，追求区域化的一个新的趋势在抬头。突出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要建立两个区域性的自贸区的体系，一个就是跨太平洋[-1.51% 资金 研报]的伙伴关系（TPP），一个是环大西洋[0.70% 资金 研报]的投资贸易伙伴关系（TTIP），目前这两个区域性自贸区的建设，前提排除中国在外。因此，形成了一个短期有可能对我们投资贸易不利的一个外部环境。

　　此外，你也不能不看到，像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它也在构成对中国的竞争压力，他们也要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实现他们的现代化。因此他们采取的政策是跟中国学习，就是改革、开放，无形中就在世界范围之内，在资源、在市场、在人才、在技术，在诸多方面也给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竞争压力。

　　这就是外部世界的变化，一句话：从过去相对友好、相对有利，到相对的不友好，到相对的不利。可以说，今日的外部世界确实出现了很多不利于中国的一些改变，尽管我们可能还在说，我们至少官方还在说“朋友遍天下”，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朋友除了利益之外没有真正的朋友。就是一个朝鲜都搞不定，你想想还谈什么朋友？按道理说中国完全可以左右的，但实际上根本搞不定，老给你添乱，造成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

　　总结起来就是，内外环境过去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好环境，今天成为制约我们发展的新环境，这些环境的改变，不是经过一天两天就能够马上实现的，由此推断，中国经济的困难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改变的。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困难期还没有结束。这就是我从回顾的角度给大家简要地粗线条地从几个大的方面作的一个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