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莆田系医院事件刷屏,魏则西之死引发了各阶层人士的公愤,对百度和医疗监管体制的讨伐迅速淹没其他一切话题。而过去两年多持续不断的是互联网金融骗子和P2P跑路事件。
投资搞概念要钱,医疗搞概念要命。过去几年,在互联网经济和大众创业的风口之下,金融互联网化了,弄出来的是遍地跑路的P2P,要了老百姓的钱;医疗也互联网化了,不仅要了老百姓的钱,更是要了命,不少家庭丢了命之后还背负了大量的债。莆田系,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承包医院,甚至承包寺庙。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批判百度的同时,也在同时做着莆田系医院的广告。互联网化的背后,是监管的失序,是公共政策的错位。
中国的公共管理,从未走出“管牌照”的漩涡,从未树立“管标准”的现代公共监管框架。在互联网之下,这一制度缺陷被迅速放大。中国应该从更高的立法层面,更高的顶层设计层面,改革传统的“管牌照”的威权模式,实施“管标准”的现代权威监管体系。
百度冤不冤?社会担当不可推脱。
搜索引擎是什么?是普通老百姓了解信息的唯一入口。在中国只有百度,百度把老百姓指向哪里,老百姓就得看到哪里。为此,百度这样的公司,肩负的责任就不仅仅是合法,更要合乎社会公德。
百度冤不冤?为百度叫屈的很多,确实莆田系医院在军队和武警的合法牌照之下,百度的合规性审查是合法的。但好比媒婆,明知那个男人是个恶棍,为了酬金还是把好姑娘骗过去,就是道德问题了。说媒不犯法,但良心何在?在魏则西事件中,主要的问题是医疗体系监管失职,是军队的腐败,百度只是明知这些持有合法资质的人是恶棍,还提供媒婆服务。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清醒的是,道德不是约束企业的准绳,法律才是。但法律要不断适应道德做出修正。
企业的底线是守法,但一个伟大的企业更要有社会担当。
法律的误区:广告法和互联网信息的性质界定
广告发布方的连带责任是得到法律明确的。2015年9月1日生效的“史上最严厉广告法”确立了“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的虚假广告,广告发布方连带赔偿”的原则。
但百度提供的是不是广告呢?却有人说竞价排名不是广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4月13日发布的《关于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第三十九条称:“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是竞价排名服务,属信息检索服务”。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脑子昏了。我认为:如果只是信息检索,应该按照信息本身固有的属性给出排名,而不是竞价。既然竞价了,就是广告。
公共政策的错位:威权监管还是权威监管?
百度副总裁王湛被开除,原因是损害百度利益。海南指挥拆迁的区长被处置,原因是破坏官民团结。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真的没事了吗?滋生问题的土壤没变,监管体制没有变。
国家网信办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打板子的来了。百度做了一个公开的“内部发文”,称:“2015年初,百度就曾加大整理力度并下线违规医院,引发民营医院群体和莆田系的强烈反弹和联合抵制……百度不断地把审核流程升级得更严格,但为什么这些医院就能证照齐全?疗法就能国家合法审批?”
百度挨了板子,但问题并没有真的解决。这些医院的牌照是哪里来的?这些疗法的审批是哪里来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出事了打板子,这就威权监管。但出问题的根子还在。如果法律不及时做出调整,多狠的调查都是走过场而已。每次灾难发生不都这样吗?一样一样的是柿子拣软的捏,根子在于刀把子掌握在谁手里。早在10年前,新华社旗下的《瞭望东方》杂志就对民营医院存在的种种问题有过深入的调查,《谁在掌控中国民营医院?》《莆田系民营医院:洗不清的原罪?》两篇深度报道,至今读来仍让人难以平静。然而,10年下来,报道揭露的问题依然存在,报道期待的答案依然没有答案,报道担心的后果却最终残忍地成了现实。监管体制不改,类似的事件还会有,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社会需要的是权威监管,权威要得到法律的保护。这里的权威,不是个人权威,也不是部门的权威,而是标准的权威。
权威监管该怎么做?公共政策应从管牌照转向管标准
威权管制的是牌照,即机构主体的牌照是否得到有关部门授权。权威管理的是产品的标准,产品本身的质量是否符合特定标准。在威权管制之下,有了错就要找人打板子,打完板子,恶习依旧。而在权威监管模式下,有了错就要审视标准是否合理,要调整标准,完善法律。
过去几年的互联网金融,滋生了P2P乱象,不仅骗了很多大妈的钱,也骗了我们身边很多白领的钱。金融,是一个专业领域,隔行如隔山,非金融业的白领,怎么可能懂金融?在互联网经济得到热捧的时候,互联网金融的牌照大开放,有了国家的牌照,甚至有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站台,老百姓自然深信不疑。
互联网金融和P2P跑路事件中,政府缺位的是:没有对产品及其销售方式做出合规性管理。也就是说,没有尊重金融产品自身的规律,没有树立产品审查的权威。在这场互联网金融跑路的大潮中,公募基金子公司也深陷其中,但由于公募基金子公司不能跑路,只好“刚性兑付”了。在这场互联网金融的骗局中,被骗的是钱财,老百姓相信了政府提供的牌照,政府却忽略了在“产品标准”上的权威鉴定。
魏则西事件,情况是一样一样的。政府管制的是医院的牌照,而并非药物和医疗方案本身。从而导致莆田系民营医院借助无法无天的武警和军队医院大肆虚假宣传。如果政府的监管停留在管牌照的思路上,即便灭了莆田系,今后还会有其他派系的虚假医疗机构存在。我们的政府,应该学学FDA的思路,严格审查药物本身和医疗方案本身。无论机构是否有牌照,只要药物或医疗方案没有通过审查,就是不可以面向市场的。这类信息也不该成为百度排名的竞价对象,百度应该直接指向国家权威机构给出的鉴定和认证页面。这一点上,国家要有担当,百度也要有担当。
当前的私募基金监管,也是一样的政策错位。政府不把私募基金产品的性质和销售渠道作为监管的核心,却把私募基金从业人员的考证和公司的工商资质作为审查的重点。试问,那个骗子金融公司不是把自己的机构包装得非常合法?哪个骗子金融公司会怕你考证?骗子行骗是因为没文化不懂法吗?可能恰恰相反吧?
标准,是一种权威,从国际经验来看,标准也未必是由政府制定的,也可能是某个权威的协会或组织制定的。标准,是一种公共服务;管理标准,是社会进入更有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尺,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改革的利剑:军队退出一切有偿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军队必须退出一切有偿服务。非常欣喜的是,我们看到了这一政策正在有条不紊地执行。军队在地方出租的房产正在无条件清退;军队的医院也正在逐一划归地方;军队投资的其他产业也都在清理整顿。
过去有很多人说,军队退出市场,不是产能浪费吗?我认为,习总书记是看到了军队参与市场的更大害处。首先是贪腐横行,例如莆田系便是在军队和武警医院的外衣下,用军队的信誉,骗取无辜老百姓的信任,谋财害命。
军队提供有偿服务,更大的灾难是对法律法规和商业规则的践踏。军队的事情,政府监管部门往往无能为力。例如:“解放军医院和武警医院性质特殊,因部队需要而存在,其主管部门是原总后勤部,卫计委的政策只对地方医院有约束力。”
在国民经济的更多领域,军队的服务正在扼杀经济活力。军队的经营者,借助国家的军费投资,形成了成本上的绝对优势。在与地方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军队往往通过价格战让地方企业一败涂地。打个比方,一个产品的生产,基础设施投资需要一个亿,地方企业首先要拿出这一个亿。如果直接单位生产成本都是10元,军队只要卖11元就能赚1元,因为基础投资是国家军费,不用自己掏钱;而地方企业,即便卖110元,也要卖出100万件之后才有可能挣钱。军队的商业,用国家的军费作为固定成本,在竞争中可以视固定成本为零,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显然没有任何能力与之竞争。所以,当武警和军队医院扶持莆田系民营医院的时候,其他派系的民营医院,几乎全军覆没。
军队退出一切有偿服务,是习总书记给社会民营经济的最大利好。是经济秩序公平的重要体现。魏则西事件之下,军队退出有偿服务的步伐,要更加坚定。
题后记
我们相信,在习总书记的锐意改革之下,中国的军队商业乱相会得到根治,中国的公共政策错位问题也将得到根本解决:不再囿于管牌照,而是做好“管标准”的社会公共服务。
正如冯仑所说:则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使我们开始正视医疗服务领域里还有这么多的欠缺,这也是我们改进监管部门、医院、医生、病患、媒体之间关系的一个机会,从这个层面来说,则西没有走。……所以,悼念则西的最好方式,就是尽快通过……推动有关部门去修改制度,改善我们未来的公共医疗服务领域。
我要说的是,公共政策错位,是我国存在牌照管制的各行业各业的通病。中国应该从更高的立法层面,更高的顶层设计层面,改革传统的“管牌照”的威权模式,实施“管标准”的权威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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