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几位经济界重量级智囊人士的文章，分析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并表示中国再用六七年时间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由于今年以来“权威人士”已数次通过《人民日报》发声，社会各界现在对该报的政策宣示不敢怠慢，都要仔细琢磨其中的政策含义。

　　文章认为，参照世界银行对四个收入组的划分，对照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可以发现中国已基本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中国目前处在上中等收入阶段（2010—2023年左右），走出这一阶段将用约13年时间。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确保经济中高增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预计从2024年左右开始，中国将进入高收入阶段。文章认为，美欧日发达国家和智利、乌拉圭等少数南美国家之所以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可以归纳出三条主要经验，一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坚持对外开放，三是规范地实行市场经济。而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未来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

　　毫无疑问，经济智囊人士分析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在给社会各界打气，鼓舞大家对未来中国经济保持信心，并强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事实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坚持对外开放、规范实行市场经济，的确是关乎国家的命运和历史走向的关键。不过，对于如何满足达到高收入阶段所必须的条件，如何顺利地经过这一历程，还有什么潜在风险，《人民日报》文章并没有讲清楚这些问题，而这正是中国能否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在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中国要实现跨越之路，仍然充满风险和挑战。国内在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后，经济增长遇到严重瓶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以往经济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在不断暴露，经济增长面临新旧引擎的更替空白，前期高速发展期留下的欠账所导致的经济、社会问题不断发酵。在国际上，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各主要经济体增长乏术，且依靠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边际效应将消失殆尽。而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利益范围的扩大，中国与一些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暗藏危机，整体国际环境难言乐观。从这个角度讲，如何真正确保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以及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是个更有讨论意义的课题。

　　从收入指标来看，按照国际通行的算法，高收入门槛是人均国民总收入1.3万美元左右，当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接近8000美元，似乎差距不大，努努劲就可以实现。但也要看到，虽然我国居民收入这些年增速较快，但我国国民的历史累积财富仍然不多，与国外有巨大差距。更严重的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在全世界都是极高的（实际基尼系数远远超过官方给出的数值），国民收入的严重分化引发了多种社会矛盾。如果不大力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未来即便人均GDP达到了高收入门槛，也不能充分转化为居民财富，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反而可能带来更多的矛盾和挑战。

　　《人民日报》文章还提到，未来我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赶超中等发达国家，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纠正资源错配、激励产业升级、营造创新环境，以便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有利条件。在我们看来，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制度问题，是改革中最难啃的部分，需要拿出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推进一系列改革。国外的正反经验也早已证明，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发展模式的转换，实现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要想解决发展的公平性问题，必须打破社会利益固化并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可以说，我们面前的风险挑战还很多，困难不可低估。

　　因此，除了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并在切换经济驱动力时不掉速外，能否推动实质性制度改革以保证社会不走回头路，是决定改革任务能否完成、中国能否能从中等收入陷阱中挣脱出来，能否持续的增长动力并最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

　　在一些根本前提条件实现之前，还不能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无悬念。只有加快制度改革步伐，中国才有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有利条件，从而获得持续的增长动力并最终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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