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指望震出一个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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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25来源:新浪博客作者:钞太平

  雅安地震发生在汶川地震五周年的时候,两次川震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有个议题挥之不去,亦即:公益行业所代表的公民社会的进程,仍旧在逆水行舟。围绕着此一议题,是议论纷扰。多难未能兴邦,杀伤力巨大的两次川震没能震出一个新中国。

  汶川地震被大陆公益界当做一个分水岭,被命名被大陆公益元年。其间所指,约略是这次地震显现了民间救灾的能量,使得在国家动员之外造成了民间动员,以及自我组织。数以百计的民间社团进入汶川地震的场域,几乎在救灾的所有方面都与政府如影随形。

  与此相反的是,以红会、慈善总会为代表的官办公益在零八年地震后,经历了它们发展史上的低谷,不仅名誉扫地,而且社会捐款大幅度骤降。雅安地震,同样在12小时内,红会只收到3万多元社会捐款,而捐给壹基金的善款迅速突破逾千万元。

  仅从捐款规模上看,红会似乎落入了万劫不复之地。壹基金成了NGO的头块招牌,尤其在救灾的组织能力上与红会同构。就此,红会招致了大众的嘲笑,甚至不乏更多的激进看法,比如要求红会关门大吉之类。在这样的时候,任何辩解都难以奏效。

  然而,不得不说,对红会的负面评价,多数建立在不甚了解它的基础上。这么说不是为红会开脱。一个例证是,从社会捐款的枯竭并不能必然推导出红会灭亡的结论。这样的判断当然解气,但很可能是对大陆公益的背景缺乏清晰理解,对官办、民办势力的消长不甚了了。

  对与民间的抵触心理,红会心知肚明。但红会在汶川地震后抓住时机,采取了两个主要策略稳住基本盘:一是利用顶层设计的政策窗口期,获得国务院专门政策的支持,红会开支列入政府预算,让红会成为计划单列的机构;二是强调红会是人道组织,而非慈善机构,抵消批判。

  红会的做法其实代表了汶川地震后,官办慈善应对社会冲击下的惯用手段。其思路与目的是,将官办慈善与公权融合,从社会领域所收缩的,相应在行政领域扩张。它们很聪明地避免停留在社会与政府的中间地带,依附权力纳捐甚至强捐,比如用所谓慈善税试探口风。

  相较于官办慈善的狼狈应付,民间慈善在汶川地震后获得了道德地位,使得后者在与官办慈善竞争时获得了一点优势。问题是,民办公益的绝对力量依旧弱小,尤其是无法根本改变公益权力的结构模式。尽力延缓民间公益发酵公民社会的效率,是该结构的一个任务。

  公益界的保守力量通过如下手段巩固不利的局面,凭借权力维稳:一是控制政策制定,从而绝对性地控制资源的配置,比如严控公募资格;二是借助身份的审批制,调控公益生态,即使有所松绑,但因为处于垄断地位,实际上牢牢掌握话事权。

  从雅安地震的情况看,只要政府愿意,起码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捐款:一是体制内外的行政动员,从而发掘强行纳捐的空间。民政部握有一大批可以募捐的企业名单,这个不是难事;二是对社会捐款的归口管理,改变民间善款的流转过程,为其所用。

  壹基金风头正健,显示了民办公益和商办慈善的巨大能量。这确实要归功于它的专业化建设,其能力及信誉在大陆公益圈中属于凤毛麟角。然而,若从公民社会的正常态势看,单一的资源聚拢并不是很平衡。巨灾发生后的捐款热情,无法取代对公民社会的日常支持。

  雅安地震十多小时内,电商和大企业纷纷解囊,而且动辄数以百万元、千万元。可在平常,草根NGO从社会获得的赞助是相当有限的。紧急状态下社会捐助能力的释放,完全不能代替平常的持续襄助。事急则捐款爆棚,无事则捐款稀少,这不科学。

  人们情愿在类似川震这样的灾难前,表现出物质上的支援,然而对通过日拱一卒来达成公民社会愿景的,则兴趣不大,没有习惯。也有可能揣度为,商办慈善的积极性受制于政治化的禁忌或自我设限,更愿意提供给巨灾,而不是日常生活,这让人很遗憾。

  大陆的公民社会进程,在诸多可能性已然灭绝的情势下,公益是中间道路的一个选择项。然而,要想公益有进展,必先改变既有的公益势力范围,通过改换权力结构为公民社会铺路。如果公益界不能整体性地获得社会赞助,不管公益寡头是官办还是商办,公民社会都是空中楼阁。

  雅安地震后的舆论表现,包括借助微博展现的捐款急迫感,都值得寻味。而商人与一般国民,只针对巨灾的赞助意愿,对比他们对公益及公民建设的日常化漠视,让人感觉特别不真实。有不少人呼吁要停止捐款给官办慈善,可惜有破无立,有激情而无恒心。

  为了适应公益圈的权力设置,许多民办的公益项目挂靠在官办机构属下,成为其子项目之一,以此获得法律身份。如此,官办表面上“退”实际上未退,民办看似“进”,实则进得有限。要是国民不能认识到这点,仅仅在捐款的“姓公姓私”上打转转,一定是未触及根本。

  即使红会明天就停办,也不意味着公民社会就顺势到来。反倒是这样,假如在雅安地震后,公众并不急躁地争夺捐款渠道,而是冷静地评估救灾,承接合理协调的需求,才像是一个正常人的表现。川震惨烈,能搅动地壳,却撬不动另一些必需,着实是问题。

  同样是震灾,官员说了套话:多难兴邦。民间说了诅咒:震出一个新中国。不幸的是,这都接连发生两次川震,邦未兴而新不至,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不为人知,也可能被精明地计算过、回避过。巨灾吸引了太多,却也消解了太多,这也是特色吧。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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