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全民做梦的时代。

　　2019年的第一个爆红的网红——“流浪大师”沈巍出现了。据新闻报道称，他大学毕业后曾在审计局当公务员，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辞掉工作，过上了捡垃圾为生的流浪生活。在抖音的视频里，路灯下的他诵读《战国策》《易经》，各种名家典故信手拈来，对社会百态都有自己的见解；他火了之后，有人不惜万里之外前来找他拍照，他连出门都要保安帮忙开道；他还吸引了一众爱慕者，不断有姑娘对他公开告白。

　　沈巍火了以后，笔者在网上阅读有关沈巍的评论文时，发现社会学家福柯的著作《疯癫与文明》被屡屡引用。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描述了在一个理性时代里，一个“疯子”是如何一步步地被“文明”人观看，如何一步步地被剥夺人权，最后被抛弃的过程。在现代社会，路人果真通过短视频、直播彻底实现了对沈巍这一“疯子”的全方位观看，但疯的到底是沈巍，还是路人？所以众多知名媒体、评论人普遍撰文批判的，是流量时代下看客恶意炒作的非理性狂欢，是别有用心者对沈巍争相进行的商业挖掘和利益蚕食。

　　这看起来的确荒谬得像一场梦。可是，路人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梦里吗？主流观点批判的是“非理性”，但却忘记了在路人成为疯子之前，是沈巍先成为那个“非理性”的人。

　　这似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沈巍的存在有多“非理性”，看客的反应就有多“理性”。在传统中国叙事中，努力工作，辛勤耕耘，最后就会致富，就能过上优渥富裕的生活。这种叙事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更大的释放，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诺每个人以不但自由，而且平等的机会和保障；无论在哪个地方，中国人都能爆发惊人的能量，乃至于外国人常常感叹：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

　　但被捧上“大师”神坛的沈巍的出现，恰恰反映出这种理性叙事与现实逻辑出现的落差。好好读书，读研究生，考公务员，这种现代中国主流成功逻辑似乎行不通了，现实是无论怎么努力都会到处碰壁，无论怎么反感最后都只能被裹挟入这种划一的潮流。与强大的现实反其道而行的“流浪大师”沈巍成为了人们愿景的投射。人们开始对草根成功和消费主义叙事进行反叛，他们愿意相信“大师在草野，小人在殿堂”，愿意相信并不惜放大沈巍身上那份传统中国隐士“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传奇色彩。大师成为了人们的心灵依托，因为即使现实如此，我们也同样可以拥有做梦的权利。

　　“流浪大师”沈巍的出现，反映了加速前进的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心里的焦虑和不安。城市是巨大的钢铁丛林，街道旁是神奇梦幻的商品橱窗，夜晚是永不落幕的灯红酒绿，可是这一切似乎同无处蝼蚁一般苟延残喘打拼的平民阶层无关；哪怕是生活在琼楼玉宇的上流阶层，在结束一天的疲惫之后，恐怕也要点开抖音给“流浪大师”点个赞，以求让自己稍稍摆脱世俗成功的功利逻辑。弗洛姆在《精神分析与禅宗》中说：“人追逐理性主义，已经到了使理性主义变得完全非理性的地步”，正如主流观点所批判的那样，在做梦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进行“造梦”工程，以适应现代逻辑为自己谋利；“疯子”的称谓渐渐由沈巍身上转移，梦越来越大，最终成为所有人的狂欢。

　　做梦是否是一种过错？批判借机炒作和恶意营销自然正确，但我们要警惕自己因为批判而自赋优越感，加大群体隔阂，撕裂社会共识——谁是谁的小丑，谁又是谁的笑料？大师已去，不应落得满地鸡毛。我们应该借此看到我们共同的快乐与痛苦，共同的欢乐与忧伤，让一个公正良善的社会不仅是梦想，而成为现实。